国际性与独立性
    巨灾威胁着全人类，巨灾牵动人类共同的情感。在巨灾发生时，不同国别、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对受灾地区施以援手。今天尽管仍非大同世界，但是任何国家对于海外援助，只要不危及国家安全，都不要首先基于“泛政治化”的思维加以拒绝。人道关怀作为普世价值理念不能随心所欲的选用，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拒斥是一种落后和不开化的表现。此次中国虽然被外界认为“拥有丰富的资源处理这场危机”，但中国依然在必要的时候接受了国际援助，并且主动寻求了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科技支持。这正是遵循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给予生命以最高的尊重，从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自然灾害多发的大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处理巨灾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建立国家巨灾物资储备、巨灾基金储备、经常评估应对巨灾的技术手段与人力准备状况，建立巨灾的快速反应机制。同时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在应对巨灾方面又有自己独到而有效的一面，不容他人无端指责，也无需照搬国外。这次汶川震灾，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党员带头、人民子弟兵发挥冲锋作用就是中国特色。 “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被国外某些人看作空洞的政治口号，但从我们温家宝总理的肺腑中发出、从我们人民子弟兵的口中发出，何尝不成为灾区人民的主心骨，凝聚全民族的精神力量？

    灾难教育与生活态度
    “别哭！别哭！这是一场灾难，你们幸存活下来，就好好活下去！”，平民总理在九洲体育馆看望震后的平民孤儿如是说，声音深切而凝重。家宝总理的话对孤儿的幼小心灵无疑是极大的抚慰，但对于我们所有民众又何尝不是一次灾难教育与生活态度的叮嘱？
    我们崇尚美好的人生，但不要只刻意渲染这一面，同时也要学会正确的面对灾难、痛苦与死亡。我们过去和现在，对国民的教育，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都没有给予灾难教育乃至死亡教育以应有的地位。我们对于儿童最大的风险教育不过是“大灰狼和小白羊”的故事，讲述着的口吻也非常阳光。我们大众自幼小时开始，对灾难和死亡的认识并非来自政府、学校与课本，多是来自生活的实例，即便如此，也夹杂着许多的隐晦与回避，缺少人之间对灾难与死亡问题发自本意的交流与沟通。自唐山地震以来我国32年没有发生万人以上死亡的巨灾，使人们更是缺少应对灾难的心理准备。
    给予民众必要的灾难教育能够让我们理解、尊重与珍惜生命。一方面在灾难与风险来临时，我们有合适的避难与逃生方式，从而最大可能的保存和延续生命。另一方面，在限于人类的能力（如不能准确预报地震以及有效治愈癌患）而不能延续生命时，我们也有正确的态度面对灾难和死亡，减少心理恐惧与创伤。
    还有，今后对于这些地震中幸存的孤儿，我们绝不应该是挑出个别“孤儿代表”刻意将其捧成耀眼的明星，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将社会爱心（也可以说是纳税人的爱心）持续性地给予整个“孤儿群体”，让“孤儿群体”能够感受社会的关爱，理解生命的涵义，坦然回首自己曾经的灾难、苦痛与人生的缺憾，树立适当的生活态度，好好活下去，今后能够对身边的人，对自己所处的社区公众，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经济合约与人性关怀
    这几天对于一些金融机构的表现感觉如鲠在喉。与前两年浙江台风和今年南方雪灾中的高调不同，这次财产保险界对于震后理赔一度噤声；商业银行倒是慌不择时地提醒灾民的按揭还贷责任。我们理解产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苦衷，他们可能也不忍心在全国人民“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洪流中冷酷地重申地震免责条款和还贷责任，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经济合约如是规定。我国的财产保单中多将地震作为除外责任而不予赔付；而在中国个人破产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即使抵押物毁损灭失使得灾民再拜“负翁”，依然不能免除银行按揭还贷义务。如果此时此刻不基于合约条款，而是站在灾民的角度来感受，的确是处于“家破人亡、保险不赔、银行逼债”的境地。
    尽管这几天有监管部门负责人出面表示会协调解决这个问题，但只能理解为是一种因时、因势的应对之举，然而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不是长期的根本之策，因为问题并不出在金融机构的爱心上，也不出在灾后保险理赔和按揭还贷环节，而是在于经济合约的设计环节上。我们金融机构能否在合约条款设计时给予更多的人性关怀？金融创新无不基于社会需求，而社会需求本身属于人性的范畴。我们金融企业整天高喊金融创新，到底什么是金融创新？其实在金融产品设计中给予更深重的人性关怀就是最大的金融创新！我国台湾地区的一家金融机构规定在信用卡持卡人死亡或全残后，免除信用卡还贷义务。在台湾同行的这个经济合约里，有没有金融创新？有没有人性关怀？有没有金融综合经营的效果（银行渗透保险）？有没有我们大陆金融同行可以领悟的东西？

    众志成城与角色定位
    众志成城是说只要万众一心，就象坚固的城墙那样不可摧毁。然而万众一心的同时还要求精准的角色定位。我们很清楚具体救灾过程中，搜救、医疗、防疫、公用、消防各部门的角色，但是从大的巨灾救助体系方面说，我们却往往混淆政府、市场和民间的角色。
    政府是应对巨灾的领导组织者和第一责任人，其作用不可替代。此次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6个小时，国家总理已经到达灾区现场；军队与武警的4万多人震后两小时便开始采取空中、铁路和摩托化机动方式多路向灾区快速开进。地震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要求各地政府、团体和企业全面投入支援救灾具体行动；包括后来的全国范围内组织搜救、医疗、防疫、水患检测力量、以及财政款项向灾区的调配，同时还要时刻确保国家安全，都是和政府及时、有力、恰当的领导、组织与指挥工作分不开的，这一切如果仅仅依靠民间力量自发救援而无政府强有力的指挥是不可想象的。
    市场手段在灾后经济补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市场手段包括保险业、巨灾债券和巨灾期权等方式。有人认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面对风险，防护屏障依次应该是保险、社会援助，最后才是政府。”这种说法显然没有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应对危及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的巨灾面前，我们依然离不开政府，尤其是巨灾发生的第一时间里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保险等商业机构是不具备快速反应与全局性组织指挥能力的。保险业以及巨灾债券和巨灾期权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的作用强调的是“灾后经济补偿”，主要是为灾后重建提供市场化的融资手段。
    社会援助是应对巨灾的重要力量，并提供其他方式所不具备（或不突出）的情感关怀。社会援助也无法代替政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募捐筹资的成本远大于政府征税与拨款的成本，而且前者的力度也不及后者，即使我们捐出200亿元给灾区，还不到政府一年收取的2000多亿印花税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民间的援手能让灾民直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提供情感上的安抚，体现我们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既然如此，对于认捐人，不光是灾民，包括我们其他社会公众，都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不必拘泥于认捐金额多少。退一万步，对认捐人也只能是进行“声誉评价”而不能搞“道德绑架”，否则就是强行索捐了。如果在献爱心的活动中民众因为认捐金额高低而导致同胞彼此之间指责、猜疑和躲避，在我们抗震救灾中还能实现“众志成城”吗？

2008-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