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南军：谁为AIG“光明正大”的失败负责？

    2008年9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向危在旦夕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并控有其79.9%股权，从而事实上接管该集团，同时还规定AIG原有股东不得从此次救助计划中得到任何好处。因此对于股东而言，AIG虽然免遭清盘处理，却与破产差别不大。站在股东和经营者层面，百年帝国AIG已经失败。
    然而，这似乎是一次“光明正大”的失败。大家可能还记得发生在1995年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2008年初的法国兴业银行舞弊事件，在那两次事件中，媒体均对其冠以“丑闻”称谓，而事发银行的高管也显得形象猥琐，极力躲避媒体镜头，对投资者一再道歉。全球投行大鳄的研究人员、首席经济学家们也纷纷现身于各大媒体，对失败金融同行的“丑闻”进行详尽地剖析总结，各种各样的诡异表情难以掩饰。
    而此次AIG危机，虽有各家媒体大肆报道，但却没有哪家媒体称之为“丑闻”并进行指责。同时也不见投行大鳄的研究人员、首席经济学家们出来现身说法了，因为这些投行们有些已经清盘倒闭，高管雇员已作鸟兽散；有些虽仍在苟延残喘，但也光环尽褪，倘若再出来指斥AIG的失败，便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了。面对如此宽松的外部舆论氛围，AIG的高管们便能够“光明正大”地面对经营失败，对遭受重大损失的股东和可能失业的普通雇员毫无愧歉之意（此次金融风暴中其他失败的金融机构高管们也都秉承这种姿态），而AIG的高管们似乎还觉得自己因为成功说服美国政府的救赎而功勋卓著，街道那边有惨遭清盘的雷曼兄弟垫底映衬，自己当然更显得高大了。
    同样是经营失败，AIG的失败与1995年巴林银行倒闭事件有什么不同呢？当年巴林银行倒闭主要由“内部控制层面”的问题所致，28岁的期货期权交易部经理李森违反公司授权规定，“偷偷摸摸”地进行指数期货合约交易，从而产生巨额损失并导致巴林银行被荷兰国际集团接管。而此次AIG百年帝国的失败却出在“战略经营层面”，因为AIG成立专门部门AIG Financial Products Corp.（AIGFP）并且长期向次贷市场大量提供CDS产品并非突发事件，而应该是AIG高层在“战略经营层面”作出的决定，并且此种衍生金融业务也不违背当前美国保险业监管的规定，因此是一种“光明正大”的行为。但是在这种“光明正大”的失败面前，到底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华尔街高层不愧是美国上层社会的精英，他们成功地转移了媒体的视线，并将此次“光明正大”的失败责任成功塞给了一位过了气的糟老头子――格林斯潘，说其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资金成本的降低和投资的扩张，并最终酿成金融风暴。在大洋彼岸，中国的一些经济学江湖术士也随声附和，更指格氏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诚然，出现金融危机，监管当局总要负一定责任的，格林斯潘时代的低利率政策形成了流动性过剩，这种流动性过剩又导致了全球资产价格的泡沫和非理性繁荣的环境，此外还有金融监管放松的原因。但这些都是外部环境，是外因，并不为金融机构们肆无忌惮地进行金融狂赌提供任何法理和道义依据。主要问题最终还是出在金融机构的经营战略和风险控制上，这才是内因和主因。试想，一个将家庭财产输得精光的赌徒回到家里坦然对家里人说：“别怪我赌输了，都怪家中钱多，流动性过剩”，可是，钱再多也没让你去赌博啊。难道在流动性过剩的金融环境当中，金融机构，尤其是要求谨慎经营的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就有理由进行高风险的投机赌博活动？
    那么，AIG到底参与了“赌博”没有呢？ AIG下属最小不点的部门AIGFP出售了巨量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产品（CDS），该产品为抵押贷款债券（CDOs）提供信用违约掉期合约。合约规定，只要抵押贷款债券持有人购买CDS之后，AIG就承诺当当担保的债券出现信用违约时，向CDS买家进行赔偿；更有许多CDS合约规定，只要所承保证券的风险上升（主要依据评级公司的评级），AIG就需要向买家提供现金或国债等抵押品。从AIG最近几年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出，CDS业务给AIG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众所周知，CDS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其所承负的担保赔付责任百倍于所带来收入。如果AIG的CDS业务获得了“丰厚的收入”，那么“丰厚的收入”所对应的潜在风险敞口高得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显然，这不仅是一次赌博，而且是一次不折不扣拿身家性命下注的世纪豪赌！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光明正大”的失败。
    AIG为什么要拿身家性命拼赌呢？其一是代理层面问题，是人的问题，高管利益满足机制的不对称设计使然：投机成功，将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报酬；投机失败也无须从自家兜里掏出真金白银赔偿。其二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从空间维度而言，近几十年来，IT技术、内部控制技术和组织行为理论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金融业在物理空间上把握风险与收益的能力。例如，分支机构的舞弊行为大为减少，强大的计算机工具能够捕捉全球金融市场每一角落的套利机会。但是从时间维度上，风险收益组合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迥异，人类依然不能对其有效掌控。AIG之所以敢于从事世纪豪赌，想必还包含着因盲目乐观而对CDS业务的风险收益随时间变化的误判因素。因此，金融机构们对于风险收益的理解与掌控，不能局限于对短期靓丽业绩的观察，而是需要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衡量。保险业作为“谨慎性金融”行业，生存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在绝对控制未来风险敞口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因此金融高管们对于AIG的失败难辞其咎。
    盖因欧美法律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精神内核，所以当年李森因搞垮巴林银行而锒铛入狱，今天AIG高管们却依然潇洒在外而无人问责。但李森因其“偷偷摸摸”的违规技巧与操作细节引人好奇，于是写了一本《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一书以飨读者并大赚特赚，从而无愧于妻儿；而今倘若AIG高管们写一本《我是如何搞垮AIG帝国的》的话，就恐怕无人问津了，因为这是一次“光明正大”的失败，对于读者而言毫无探秘的乐趣，真要出书的话，恐怕要搞垮出版商了。

2008-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