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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立:科学与金融的融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巨灾风险 |
刚刚闭幕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将世人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据报道,一份联合国内部文件显示,总体而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与会各国到目前为止做出的减排承诺尚不充分,如果按照目前各国的减排计划执行,到202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3摄氏度。如果这个并不遥远的预测成为现实,我们将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就包括可能出现的更多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如何应对巨灾风险本来就是棘手的难题,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使得这一挑战更为急迫。笔者参加了前日召开的第二届亚洲巨灾风险保险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触及到了巨灾风险管理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巨灾风险成本的降低需要科学、金融与保险的融合。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将保险也视为一种金融工具的话,这也可以表述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中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原因很多,但之前讨论比较激烈的主要集中在保险业如何发挥在巨灾损失补偿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如何促进减灾的市场化手段发展等方面,当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当2008年的雨雪冰冻灾害和地震接踵而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政府沉重的抗灾救灾负担和较低的保险赔付比例时,这些议题立即凸显出来。实际上,学术界讨论这类问题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配合“国际减灾十年”,就出现了大量巨灾风险研究的成果,但由于当时中国保险业的力量还很薄弱,所以这第一阶段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科学界。第二阶段的讨论的起因是1998年的大洪水,洪灾过后,保险赔付比例低的现象使得人们意识到中国应尽快发展巨灾保险体系,而彼时保险业已经开始显露出快速发展的势头,这一阶段有相对更多的保险业的呼声。但在十年前我们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程度的认识以及保险业的承保实力毕竟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时的声音很快减弱下来。到了现在的第三阶段,我们开始从不同视角去审视巨灾保险与风险管理,并且关注到巨灾保险背后的一些重要支持,其中就包括科学与金融的融合这个议题。笔者以为,这里所讲的融合包括学术界的融合及实务界的融合等多个方面。
首先谈谈学术界的融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或者从更大范围来谈的灾难科学,其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从风险管理的程序来看,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措施的选择这些核心环节即有科学的研究领域,也有金融的用武之地,其中还不乏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身影。在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中,需要气象、水文、地质、测绘、遥感等多个科学分支的知识,虽然以科学为主,但在易损性评估中还需用到工科和经济学中的很多工具。而科学的研究工作似乎到此就结束了,下面接力棒就要传递给金融学,如何设计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几乎都是金融研究领域的成果。但如果这些领域的研究未有融合的话,结局就会比较尴尬,前者的工作没有用武之地,后者更像是纸上谈兵,要么基于一个以字母表达的假设,要么至多以行政区划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学术的成果很难应用于实践。
其次谈谈实务界的融合。巨灾风险管理是以巨灾保险为核心的,无论从商业保险的角度还是政策性保险的角度来说,客户的需求都是最重要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会出现很多新的客户,原有客户的需求可能也会发生变化,这对保险产品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保险公司能否推出满足需求的产品?保险公司怎样理解他们所作的工作?据统计,我国2009年各类自然灾害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本来就不是传统可保风险的风险空间,单靠保险界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进行巨灾保险的推行的。巨灾保险的基础之一,风险图和灾害模拟基本上完全是科学的工作。与其他产品的费率计算技术不同,巨灾风险的评估不仅涉及到时间维度的分析,还包括空间维度的分析,其工作量并不亚于前者,这些空间的分析建立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使用上。可喜的是保险界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保险公司,尤其是再保险公司有很多从事灾害模拟的人员,但中资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发展稍慢一些。
实务界的融合不仅体现在工具与技术方面,在风险管理方法上的融合尤为重要。虽然“工程万能论”多年前就在实践中被否定了,但另一个极端,即保险业单枪匹马应对巨灾也是行不通的,工程仍然是重要的巨灾风险管理措施,而且是第一层面的措施,即控制型的手段,第二层面是融资型的手段,除了巨灾保险之外,巨灾债券等证券化金融工具是巨灾保险可行性的有力保证。只有建立在多种工具相融合的基础上的体系才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模式,单纯地讨论哪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其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使得实践的脚步停滞不前。
200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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