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 金立群
尊敬的孙院长，非常荣幸参加赛瑟论坛。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拐点。一提到拐点，人们自然会想到路易斯拐点。其实，中国经济更大的拐点，是改革和发展的合力到了一个交叉口，形成了一个反向的交叉点。过好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从长期来看，改革和增长是同一方向的两个矢量。彼此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两股力量也会是反向进行的，需要我们加以处理。
首先，中国几十年来以增长为主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正能量，正效应。在此过程中，改革是原动力。改革释放了生产力。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改革，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都是增长的源泉。
中国在下一轮的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仍然是增长和改革。但是，在短期内，实现这两个目标所使用的政策手段将是不同的。改革是手段，增长是目标，本身并不矛盾，但是手段是达到目标的途径，途径是可以不同的。目标也有短期、中期和长期之分。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途径和目标发生偏差是不奇怪的。
我感到，目前对经济减速的担忧，似乎超过了对改革进程减缓的担忧。我们从心理上讲，最担心的还是增长乏力和GDP增速减缓。而对改革进程的担忧，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更多的是关注GDP，这是各级政府官员密切注意的，即使中央不以GDP作为唯一考核的目标，大家还是不放心。但是，改革似乎没有数字可以衡量，也没有严格的时间表，到时机成熟了就行了，或者说在适当的时候实行，中国语言中有很多方式表述。这就使改革的紧迫感没有那么迫切。对很多部门来说，改革就是要敢于在自己身上开刀，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忍耐能力。
中国改革具体方案的推出和具体政策的实施，基本上都是由主管部门来做的。如保监会作为监管部门，拿出来改革方案，这是要有勇气的。我们经常说医生怎么能给自己看病呢？医生不是不可以给自己看病，要看是什么病，内科医生给自己诊断，开处方可以。外科就比较麻烦，给自己动手术比较困难，也不是绝对不行，皮肤上长个什么东西，一刀割了也行。但是五脏六腑就比较麻烦了，在自己身上做手术非常难。理发师给自己理发，技术含量不高，但执行难度很大。
同理，我们有很多改革其实技术含量并不高，就是执行起来非常难。现在能不能有这样一种补充，除了监管部门、政府机关对自己进行必要的改革，动手术以外，能不能还有另外一种力量，促使他们来做这个事。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大家都是一片赞扬，无论中外。但是改革方案越是宏大，执行的难度越大。需要有另外一种力量，如果这个部门不改革，不推动，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力量来推。
中国经济运行的情况，除深深受制于国际经济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基础、人口因素和经济结构等。
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美、欧不会有太大的起色，但回升的趋势是稳定的。最近，希腊重新回到国际资本市场，为各方看好。希腊重拾信心，对整个欧元区是利好消息；美国继续维持量化宽松，复苏企稳。这些趋势短期内不会有突发性的事变。
就中国经济本身而言，增速减缓是必然的。但是不能笼统地讲减速。首先是经济基础的不可比。同样是GDP增长7.5%，今年的增长和十年前的增长，是不一样的。犹如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其绝对量和我们增长7.5%是大致相当的，如果考虑到质量因素，可能比我们还要高。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增速从8%下降到7.5%或7%其实是不全面的。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提到：“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是7.5%左右，左右是有弹性的，高一点低一点，我们是有容忍度的。“但是这个GDP必须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使居民收入有增长。我们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质量效益、节能环保的GDP。最近，李总理在博鳌会议期间回答提问时，又对“7.5%左右”进行了详解：“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既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在合理区间。”政府坚决不因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短期政策的目标是守住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在区间以内政府不加干预，更着眼于中长期，通过推动改革激活市场活力，释放增长的内生潜力，这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总理讲的非常重要，至少要让我们走出GDP的崇拜，更多来考虑质量，考虑就业。现在中国政府不因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刺激政策，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
增速减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规模巨大的刺激政策的回调。从原定的四万亿刺激规划到实际投入九万亿，期间产生了很多经济虚增，必须处理。无论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是去杠杆化，减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都意味着GDP增速的下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去掉泡沫，才能看到实际水平。虚增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能算数的。
从2014年一季度GDP的数据来说，低于7.5%预期，二季度也将继续维持弱势。就全年趋势看来现阶段经济增速自然受制于短期库存周期、中期产能周期和信贷周期以及长期潜在增长率周期的种种因素的影响。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人口因素，最近对人口政策做了一个调整，我很赞成，我在三、四年前就讲，如果我们对人口政策不及时做调整，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就像当年不实行计划生育的严重程度一样。现在决定我们中国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是计划生育政策，而是经济因素。农村多生的多生了，你再放开他也不会再多生，城市现在放宽了，年轻夫妇们对生第二胎还很纠结，因为有经济压力。所以我们客观的讲，决定中国人口增长的因素不是计划生育，主要是经济，如果你想通了这条，对调整人口政策不必过于担心。我认为人口，对我们中国经济增长长期是很重要的因素。
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很大，可以预见的是，经济增速近期内惯性下滑势头不会扭转，股市不振，企业上市融资路径不畅；国内消费增长疲弱，投资下滑明显，出口增速回落。
从投资方面来看，依靠大规模投入于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如果不是说走到了尽头，至少可挖潜力日益减弱。基础设施投资必须依靠实业和服务部门的发展，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投资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很多根本性问题。从全国范围来讲，需要的是协调的发展，合理的布局，投资于新技术新兴产业。中国每年消耗燃煤36亿吨，天然气只能解决4亿吨，而燃煤占整个能源的75%-83%，要解决这个问题需高科技的创新的投资。
从需求方面来看，今年一季度消费疲弱。关键的问题是消费和供给不匹配。住房和汽车限购，带来相关产业的产品需求下降。而医疗、卫生、保健等需求旺盛的服务供给又跟不上。
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放缓，低于市场预期。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和钢铁、水泥等正处于去产能、去杠杆的进程之中。除非有新的投资领域，在投资于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无异于饮鸩止渴。显然，通过传统的方式来维持高增速，是没有出路的。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减速是不可避免的。对金融秩序的整顿和治理，加强金融监管，清理影子银行业务等，也使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收紧，高风险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增加。这些都是经济增长引擎的减速因素。
中央决定不采取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方案是非常英明的：如何应对GDP增速下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会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看到，经济增速下降，正是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的结果，是正面的。对此，要有一定的容忍度。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保增长、促就业是重要的政策目标。多年来，我们的政策着眼于安排就业，为了解决就业，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牺牲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解决短期的问题。这种以增速来保就业的方式，有很大的局限。首先，经济增速和就业机会没有一对一的关系，有些行业的发展，并不会带动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就业机会也不一定“适销对路”。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着招工难的问题。岗位待员和求职无门的现象同时存在。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而是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就业率为目标来设定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并不确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我们可以批评美国的货币政策失去了一定的独立性，也有控制通胀和创造就业的双重目标。因为创造就业是为现政府服务的，有违央行的独立性。但不管怎样，实现就业目标解决了社会问题，GDP自然会增长，至于增长幅度多少，不是关键因素。反过来，增长速度很快，仍然留下来一大堆就业问题，社会问题一样存在。我们增速可谓不低，但是大学就业依然艰难，不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改革。尽管短期内，改革不可能立竿见影，保持高速度的GDP增长，而可能是GDP增长的制约因素。在短期内，不能期望改革刺激经济增长。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促进经济长期内可持续的发展，使GDP增长的质量很高，环境得到恢复和改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社会更加公平公正，生活质量更好。
改革遇到的阻力，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也有对GDP增速放缓的担忧。如果一项改革在短期内会影响增长速度，在执行力度上就会打折扣。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改革的关键部位。那么，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谁赋予市场这样的权力和作用？市场不是哪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芜杂、杂草丛生的现象，不会那样整齐划一。政府管理市场的初衷，是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控制市场的混乱，求得完美的市场秩序。这就是计划经济的由来。但是，几十年计划经济试验的结果，却发现经过政府严格控制的市场，导致发育不良的经济，就像缠出来的小脚，是畸形的、萎缩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没有生命力的。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进程经历过很多波折，现在到了改革的深水区――这是目前的口头禅，所以，观望、裹足不前的情况非常突出。
改革要在两方面动手：一是制度建设；一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具体部门的改革，都要在改革的总体框架下进行，防止政策目标和手段相互打架。
制度建设（Institutional Building）是关键。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有健全的制度，防止行政干预。由于历史原因和中国原有的体制，政府惯有干预市场的本能冲动。只要市场上稍有一点动荡，马上会出手行政干预。这种干预的结果，往往会使得市场参与者愈加不理性；干预稍一放松，反弹更加猛烈。有无数的事例说明了政府的本能。
除了行政干预以外，政府不愿意让市场自动调节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干预见效快、市场自我纠正速度慢。但是，每一轮行政干预造成的后遗症，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消除。其中，有很多经济手段都是现成的，都很有效。尽管奏效的进程可能略长，但是，副作用小，有长效。采用经济手段来应对投资者和消费者非理性的行为，有利于引导良性的进程，使市场参与者的理性取代冲动，以谨慎取代盲目。制度建设，就是要在法制的基础上，界定政府的行为，划清市场和政府的界限。这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不恰当地干预市场运行的法律保障。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给腐败造成了温床，企业拿到批条，就可以拿到银行贷款，拿到土地等各种资源。令人揪心的产能过剩，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
我认为改革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要建立完整的运行制度，减少行政干预。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