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自2020年1月中旬在武汉爆发，到3月中旬全国包括武汉在内每日本土新增病例数下降到个位数。这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被认为是新冠疫情风险在中国的集中爆发阶段，突出表现为新增和死亡病例数快速增长，全社会处于应急反应的紧急状态。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采取了以“挽救生命、阻断传播”为首要目标的一系列应急管理措施，以大力度暂停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措施和行动，成功阻断病毒传播，逆转了疫情爆发状态，基本控制了国内的疫情风险。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急管理措施，从全球范围来看，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中国也为上述成功有效“挽救生命、阻断传播”的应急管理措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机构普遍预测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负数，这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罕见的。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经济代价，是中国政府为了“挽救生命、阻断传播”主动采取暂停经济活动等应急管理措施的结果，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理性的选择和主动承受的后果。
3月中旬以来，本土传播病例接近于零，中国社会从“新冠病毒疫情大规模爆发的紧急状态”，成功转变为”新冠病毒传播风险持续存在的风险潜伏状态“，新冠病毒传播风险仍然并将长期存在。风险由爆发状态转为潜伏状态，意味着生活在中国的个人，因日常生活而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中国人民大范围感染新冠病毒即疫情再度大规模爆发的风险也已经大大降低。新冠病毒风险状态的客观变化，是成功应急管理措施的结果，也意味着防疫措施需要从紧急状态下的应急管理，相应转变为风险持续存在状态下的常态化风险管理。
风险规避、风险预防、风险转移、风险自留是现代社会风险管理的四种基本工具。大量应急管理措施属于“风险规避”，为应对人与人接触造成的新冠病毒传播和疫情爆发，相应采取避免人与人接触，比如封城、封小区、阻断交通、停止常规医疗、关闭商业和其他公共场所等措施。这些措施规避掉人与人的接触，也自然规避了病毒传播风险，经过实践检验，是成功有效的措施。
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有更多的工具来应对风险，特别是在风险持续存在的潜伏期，风险规避往往不是主要的策略。比如，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长期持续存在，2016-2018年全国因交通事故而在事故发生七日之内死亡的人数每年约为6万人左右，是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十余倍。但针对长期存在的常态化的交通事故风险，公众和政府普遍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是风险预防（严格交通规则、改善道路状况、小心驾驶、提高驾校水平等）和风险转移（强制保险）等，很少有人会因为存在交通事故风险而不出门，政府也不会因为交通事故风险主要由汽车和火车造成，而禁止汽车、火车上路。与之相反，政府和公众普遍认同大力发展交通事业，让汽车和火车跑得更快、更远、更便捷。政府和公众对于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的管理目标是合理控制风险水平。当然，新冠病毒风险和交通事故风险，有本质上的不同，即前者个体风险之间高度相关，后者则相关性较低，所以前者更容易出现风险事故集中爆发的情况，也因此需要额外的风险管理措施。
面对未来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新冠病毒风险长期低风险潜伏的客观现实，继续采用1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以风险规避为主的应急管理措施，成本过于高昂，而且这种风险规避的成本会随时间加速增长。小工厂、小商店、小餐馆、小托儿所和小培训机构等中小企业两三个月不开门，在政府纾困措施的帮助下，大概率可以生存，如果相应应急管理措施持续半年甚至更长，则大概率不能生存。学生两三个月不上学、不读书影响不大，如果相应应急管理措施持续半年甚至更长，则可能会对一代人的教育和成长造成实质影响。居民如果两三个月非必要不出门，顶多难受一些，如果相应应急管理措施持续半年甚至更长，则可能产生生活困难、慢性病、心理问题、养成不良生活习惯等严重后果。
因此，笔者认为，新冠病毒风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多大的持续性负面影响，在当下，主要取决于从应急管理措施转向常态化风险管理措施的速度和执行水平。如果我们因为1月中旬到3月中旬紧急状态下应急管理措施的巨大成功而全盘保留这些措施，忽略了风险客观上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加速下滑甚至失速的风险（即中小企业批量倒闭和大规模失业）。而市场经济一旦失速，从19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看，恢复将是漫长的过程。如果能够迅速、果断的将以风险规避为主的应急管理措施转变为以风险预防为主的常态化风险管理措施，那么从2003年“非典”的经验看，无论短期传染病的损失多么巨大，对中国经济而言都只是短期波折，二三季度反弹是大概率事件，且不会改变长期稳健增长的趋势。
应急管理措施和常态化风险管理措施的主要区别在于，应急管理措施在快在严，而常态化风险管理措施在精在准。当武汉每天有上千人确诊、上百人死亡时，最有效的措施当然是尽可能停止人与人的接触和传播的封城。当北京每日本土病例连续半个月几乎为零时，继续采取大规模限制人与人接触的措施，普遍实施封路、封小区等措施，不仅效果十分有限，成本反而非常高昂。常态化风险管理，应当针对每一项防疫措施，科学评估其实际效果和实施成本。认真总结和评估，进京14天隔离政策发现了多少确诊病例，快递、中介不能进小区的政策减少了多少人感染，室外公共场所带口罩的措施可以避免多少新增传播，有多少确诊病例是通过小区和单位门口测量体温排查出来的，参考兄弟省份评估学校复学的实际风险有多大等。这些问题需要科学研究给出预测性评估，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完全可以给出相对准确的政策效力范围，进而保留有效高效的措施，改变无效低效的措施。常态化风险管理不同于应急，应急可以在没有确切科学依据前，依靠决策者的魄力和果断，雷厉风行地采取管控措施，最有效率地挽救生命。常态化风险管理则要求科学精准施策，对于是否推行或者维持成本高昂的应急管理措施，应进行科学分析，权衡其成本和收益。无效低效的应急措施不仅会有碍于复工复产和经济发展，还会分散浪费防疫资源，降低公众配合意愿，产生社会矛盾，最终不利于将有限资源集中到防疫最关键的风险点上（比如入境人员闭环管理、疫苗研发等）。
国内新冠病毒传播基本阻断，疫情大规模流行已经基本停止，这为中国冷静思考和调整政策创造了绝佳的窗口期。面对长期存在的境外输入风险、本土局部传染风险，中国政府和社会面临应急管理与常态化风险管理的关键抉择，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牢牢把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果断从应急管理转向常态化风险管理是中国取得经济发展和抗击疫情双胜利的关键。
转载自《中国银行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栏目第691期，2020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