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引爆了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不仅给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还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冲击。
回顾21世纪以来集中爆发的各类风险事件，人类所面临的风险类型越来越多，挑战不断升级，而其中“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因其直观的威胁和危害尤甚，各国都给予了极高的警惕并做了各种可能的应对。但实际上，“传染病”风险因其自身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危害程度比“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更大。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后，比尔·盖茨先生在2015年TED的演讲中向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导弹。”
的确，由于新型传染病风险所具有的以下两个重要特征，导致相对其他类型的风险来说，防范难度更大，造成的危害更强。
巨大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所有风险的“共同标签”。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不确定性的存在，就没有风险的危害，也就凸显不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相比而言，传染病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则更为突出，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从风险成因的角度来看。人类无知的边界永远大于已知，这是常识，也是绝对真理，对于传染病这类风险来说更是如此。与“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这些纯粹的“人为灾祸”不同，传染病毒，特别是一些高危病毒，由病原体生物产生，经人类活动传播，这种具有“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的风险发生机理，导致更多未知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加和人口流动的加速，更是加剧了“自然”与“人为”因素的交织与互动，进一步增加了此类风险的复杂性。
其次，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人类在应对“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时，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而在抗击“传染病毒”时，是人类与另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人类之间的“博弈”。由于病原微生物的变异性，每一种新型病毒都是一个新的“事物”，囿于当时的认知，人类在应对每一次新型传染病时，很难像应对“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那样，可以使用较为成熟的组合措施和手段。传染病的源头、发生机理、传播链条、传播速度和致命性等都需要从基础性的病理研究开始，治理方案也需要积累大量临床表现。国家卫健委迄今已连续7次更新治疗方案；新冠病毒爆发至今已经累计确诊超过8万人，但“零号病人”仍是一个谜；比尔·盖茨甚至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开始表现出百年不遇的病原体的迹象”，这些事实都说明，人类对新型病毒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撇开一些主观人为的因素，例如“瞒报”或“漏报”，客观地说，出于对“疫情”的传染性特征所可能导致的民众生活、经济活动受到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的考虑和权衡，决策者肯定会面临一个在“疫情”的发布时点和发布范围上如何准确把握的“度”的难题。如果这个“度”没有把握好，就有可能或者出现“应对过度”，导致对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的打乱和对经济活动不应有的影响；或者“延误战机”，导致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由此可见，仅从风险成因和人类难以迅速提供有效方案这一个方面来看，新型传染病的高不确定性及其所引发的应对的高复杂性，也是其他类型的风险通常难以比拟的。
在此次疫情发生的早期，有些迹象已经显现，有些方面已经发出了“预警”，但由于我们在认识和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问题，错过了最佳防控期，导致“举国体制”被迫启动，这一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超强的叠加效应
各类风险的发生都有可能产生叠加效应，但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新型传染病的叠加效应更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出来：
首先, 客观的疾病威胁与主观的恐慌情绪叠加。
恐惧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而恐惧源于未知。行踪诡异的传染病风险极易诱发人们的恐惧感，由此衍生出忧虑、不安、害怕等各种不良情绪，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从而更易于被病毒侵袭；如果社会应对不当，恐惧感的蔓延会加剧整个社会的恐慌，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和巨大的“负外部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危害甚至会超过传染病本身，进一步放大“传染病”风险的危害程度。
其次，即期的生命健康影响与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叠加。
病毒无国界。近年来世界各地频繁爆发的季节性流感、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病毒等各种传染病病毒，给全球各地人们的生命健康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据世卫组织等机构的报道，2013年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病毒蔓延到了9个国家；2009年于美国爆发的H1N1流感蔓延到了214个国家，此次疫情也不例外。截至3月3日，疫情已蔓延到全球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60个国家已报告有确诊病例。除此之外，与其他灾祸和风险相比，新型传染性疾病所引发的对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也极为明显，“疫情”让人间百态尽显：我们不仅看到了无疆的大爱与无私的护佑相伴，也看到了诽谤与歧视相交。“阴谋论”甚嚣尘上，使得原本就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体制之争，借由病毒的传播而更加显性化。但与此同时，在新冠病毒爆发与防控的进程中，我们也愈发体会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人类社会之新理念的隽永与深邃。
再次，本土经济受损与全球经济受挫叠加。
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是以资本、货物、人员等顺畅流动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撑的。此次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十几亿人被迫“禁足”，大多数行业的经济活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影响。在世界高度互联互通的今天，疫情也严重限制和影响了国际间的人文交流、商务交往和货物交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不仅已经深入融合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之中，而且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左右。在这一重要背景下，“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势必通过全球经济“产业链”环环相扣的生态特点，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后者的受挫，也必然反过来加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方面的努力
面对新型传染病这样的高风险事件，人类既然回避不了，那就只能重视它、防范它、并最终战胜它，而这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事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认真反思，加快各项改革，尽快补齐各种漏洞，提高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的能力。新冠病毒的爆发，以及其惨烈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极度危害性，也充分暴露了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方面的漏洞、短板和问题。疫情过后，我们一定要在全面深刻反思和严肃追责的基础上，将对传染病风险的预防提到重要的地位，强化风险防控前置思维，并尽快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包括提高国家疾控中心的权责地位；建立和完善专业、及时、高效和透明的传染病信息上报通道；重视和大力支持流行病学、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尽快提高国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事件的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特别是保险机制的作用，形成多元化的传染病风险的应对机制。新冠肺炎爆发以后，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各行各业快速反应。作为风险保障重要机制的保险行业也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为在一线参与疫情防控人员捐赠巨额保险保障，全面升级疫情理赔服务，提供专属保险等。但除了这些“事后的”风险管理措施以外，今后保险业还应当更多地介入“事前”的风险防范，加强对传染病保险制度的研究，参与疾病预防管理体系的建设，为新型传染病等风险提供事前风险预防、风险评估以及风险管控的专业意见，发挥政策性保险和风险保障基金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来看，应当加强对其他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建设，形成多元化的风险应对机制。
三是大力提升公民的公共卫生意识、提高全民的科学、人文与健康素养，从源头上预防和阻断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2月7日《柳叶刀》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论文指出：中国民间对于野生动物具有医疗作用的想象，可能导致自然界中的病毒感染人类。要避免这一后果，需要人们改变以往的饮食、健康观念，做到与自然和谐文明相处。2月24日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野味产业”是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隐患，虽然这一法律来的有些晚了，但毕竟今后有法可依了。除此之外，还必须改变一些国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的陋习恶习，当看到“关于气溶胶传播，专家给出预防建议：不要用脚踩痰”的报道时，我的第一反应和问题是：“痰为什么会在地上？”少数一些人的这些陋习、恶习不仅有损整个中国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
2015年，比尔·盖茨曾在一场演讲中提到，“面对病毒爆发，全世界都没有准备好。”5年以后，在“新冠病毒”肆虐之时，重读盖茨先生的这一“警世恒言”，有一种悲从中来、大彻大悟的感觉。风险演化规律提示我们，这次的病毒侵袭，绝不可能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后一次灾难。
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人类必须高度重视新型传染病的危害性，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否则将后患无穷。
转载自《中国银行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栏目第687期，2020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