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问题并不单单是老年人口的问题，它既包括劳动人口比例降低带来的劳动人口负担过重问题（往往表现为各种社会保险缴费率高企不下，以及需要更长的工作时间才能养家糊口），也包括老年退休人口面临养老财务压力和缺乏亲情关怀问题。各个领域的专家从自身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措施与方案，在诸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呢？
提高社会整体储蓄率：个体有效。广义上讲，参加养老保险（包括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都是提高社会储蓄率的一种措施。社会储蓄与养老保险的意义不可否定，从个体与家庭角度，储蓄与养老保险在个人理财与生命规划方面实现了个人与家庭财富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调节。如果每个家庭实现了财富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调节，同时也就在理论上决定了个人和家庭在未来某个时点上横向之间的财富分配关系。但从宏观整体社会的角度，财富主要由劳动人口创造，在未来社会劳动人口比例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提高社会整体储蓄率要么导致未来的通货膨胀，要么导致无通胀的经济停滞，并不能缓解未来社会劳动人口的工作压力，也不能根本解决未来老年退休人口面临的养老财务压力和亲情关怀缺乏问题。高储蓄率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邻国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提高社会生产率水平：“好”而无效。提高社会生产率水平当然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它提高了一国的整体财富水平与生活标准，无论是否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都会从中受益。然而，老龄化问题与一国的整体财富水平与生活标准无必然关系。日本、欧盟存在老龄化问题，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老人生活的绝对水平有多低；反之，印度、非洲、南美一些国家当前不存在老龄化问题，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老年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有多高。如果劳动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即便是社会生产率水平提高了，该国劳动人口也会在一个更好的生活标准上面临工作压力，退休人口也会在一个更高的生活标准上面临养老财务压力和缺乏亲情关怀。
延迟退休年龄：有效也是必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延迟退休年龄能直接增加当前劳动人口比例，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全球范围看，在人均寿命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已成必然。在中国，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讨论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延迟退休年龄具体政策方案的落地将是一个社会群体利益反复博弈的一个过程。延迟退休政策虽然直接提高了当前劳动人口比例，暂时优化当前劳动人口结构，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却不能解决少子化带来的老年退休人口的亲情关怀问题。
规划教育时间：有效，但需破除教育迷信。去年有专家提议缩短教育时间来缓解老龄化问题而备受批评。当前确实需要破除一些教育迷信：教育不是时间越长越好，要看教育效率与效果；教育也不是一定要在进入社会前完成，而是贯穿职业生涯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与升学环节中，学生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应对各种考试上面，却没有注重获得更广泛充分的知识与实际劳动技能；一些寻求研究生教育的人并非对自然或者社会科学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只是延缓就业，或是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过长的无效教育时间不仅延缓了年轻人口开始社会劳动的时间，降低劳动人口比例，同时也延迟与压缩了年轻人口的生育区间，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教育贯穿生命的全部过程，有些高等学历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可以放在进入职业生涯以后实现，不仅可以提前就业年龄，也有利于劳动人口根据自身爱好与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领域来接受教育，做到有的放矢。当然，这需要教育政策的配套改革。
输入外国劳工或移民：有效但问题重重。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效果，如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但输入外国劳工或移民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难以找到合适的劳工人口来源国。我国短期内通过输入外国劳工或移民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很大。从日本的情况看，即使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其对引入外来劳工和移民也是非常谨慎的。
提高社会生育率水平：长期有效但需完善。采用政策手段提高生育率水平将提高未来的劳动人口，优化人口结构。但是提高社会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将在一代人之后才能充分显现。放开二孩三孩生育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策。但应注意到，生育与否和生育多少属于个体与家庭选择的范畴，政府更需要运用从经济与社会管理手段给予帮助，通过减轻养育经济压力，让期盼生育的家庭敢生多生。
转载自《中国银行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栏目第743期，2021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