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是现代社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这句话不仅说明了保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说明了现代社会对待风险的基本态度，即我们希望通过转移、汇聚、再分散风险，平滑风险的经济冲击，同时通过（保险附加的）风险管理手段，适度干预从而降低风险。从反面讲，现代社会风险管理的目标从来不是也不应当是消灭风险。“零风险”的美好愿望在大多数领域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因而也是难以实现或者没有必要的（实现成本极高）。
没有绝对安全
从保险角度看现代社会的风险，一个基本逻辑是，只要存在真实保险市场和相关产品机制的领域，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承受相关风险的期望收益都是大于期望损失的。比如，核电站，大家都希望是“绝对安全”的，核电站泄漏事故（切尔诺贝利、福岛）的损失，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带来长久的环境破坏和潜在长期影响。核事故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不愿见到且难以承受的。1999年成立的“中国核共体”是国际核共体体系的重要一极，承保以中国境内核相关风险为主的全球核风险业务。核保险并不能消灭“核风险”，只要建有核电站，就不存在所谓“零风险”和“绝对安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容忍核风险，为什么不把所有核电站“一关了之”？原因还在于核电站为国家、人民带来的清洁电能利益远远大于其可能损失，同时其他替代能源方案也同样有风险和成本（比如，水电的溃坝风险、煤电的气候变化风险等等）。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具备和平利用核能技术和能力的国家，都选择接受和管控核风险，同时发挥核能作为清洁能源的效益。预期在未来煤电受到“双碳”目标制约的情况下，核电将成为更重要的稳定电源，核风险也将伴随现代社会长期存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产生了很大的交通意外风险，2016年-2018年全国因交通事故而在事故七日内死亡的人数每年约为6万；二战后，当飞机开始替代船舶成为跨国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时，很多人不敢坐，原因是害怕不安全，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飞行带来的交通便利远远大于飞机失事的期望损失，时至今日，飞机旅行已司空见惯。没有很多人会因为汽车交通事故和飞机失事而支持“零风险”和“绝对安全”的风险管理策略——禁止现代交通工具。
让损失最小化
从保险角度看现代社会的风险管理目标，就是要合理设置可容忍的风险水平（可容忍的损失频率和严重程度），降低巨灾发生概率，降低巨灾损失的严重程度，然后让个体的经济损失，由全社会分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勇于承担多种类型的风险，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接受、承担风险的态度与革命精神、改革精神、创新精神有紧密联系。革命年代，革命者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担了付出生命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改革者承担了与市场化相伴随的各种风险（经济、价格波动，改革失败的风险等），换来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新时代以来，创新者承担了失败的经济损失，赢得了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设想如果革命者、改革者、创新者都秉持着“零风险”和“绝对安全”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如何建立？改革开放又如何发生？创新为首的新发展理念又由谁来落实？
现代社会的风险管理策略，应当是既降低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又降低风险事故发生后的损失严重程度，或者是控制住一个因素不动，降低另外一个。不能为了降低风险发生率而人为加重损失严重程度，形成所谓威慑效果，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往往大于其收益。比如说，针对一个失败的诚实的创新者，社会是应当加重他的损失从而威慑其他人来达到降低未来失败概率的效果？还是应当宽容他的失败，免除一部分债务，从而鼓励更多人勇于创新？新近落实的个人破产制度，就体现了对创新者承担相关风险加以保护的思路。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更切身地感受到风险无处不在，“零风险”和“绝对安全”的前疫情生活在新冠肺炎大流行阶段已不复存在，疫情风险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伴随我们的生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我们应当设定什么样的目标，采取什么样的风险策略，需要政治家、公共卫生专家、医生、风险管理专家的共同参与，科学合理地设定风险容忍度。这也是落实“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求的应有之义，当前一些地方过度追求“零风险”和“绝对安全”的目标，隔离所有返乡人员或者极大增加返乡成本，短期的代价是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长期还会伤害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如何做到更好统筹，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也是对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方向的再校准。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和社会治理者，我们至少应当试图缓解而不是加重不幸染病者的损失，摒弃网络暴力，慎用刑事责任。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相伴随的当下社会，生活还要在疫情风险下继续，每位公民都需要学习如何理性地面对风险、科学地管理风险、合理地承担风险。
转载自《中国银行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栏目第759期，2022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