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初至今，全球各国都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在抗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尽最大努力保护全体国民的健康和生存权。从风险认知和风险管理这一视角，可分析疫情应对路径背后的逻辑。
在风险管理的专业术语中，风险可以分为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客观风险是可以被量化和客观衡量的，比如地震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严重程度；而主观风险是自我感知的风险，它很可能是不准确，甚至不理性的。虽然风险大多存在可以量化的客观指标，但人们是根据主观风险，或说自己对客观风险的主观认知来进行行为决策和风险管理。从某种程度来看，“主观认知”风险是管理风险的基础。对于两个同样的人，即便客观风险、信息传递和客观条件都毫无差异，但如果主观认知不同，应对风险的方式自然不同。
对于个体的风险认知及其影响因素，风险管理领域已有多年的研究总结。除了财富、性别、年龄等一般变量外，本身的风险经历也会直接影响其认知的风险水平。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中，学者总结出两种不同的效应——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和热手效应（hot hands effect）。近因效应是指那些刚刚经历过损失的人的风险意识会变得更强，比如说刚刚经历过洪灾的人们会对洪水保险的需求高涨。这并不完全因为本人遭受了损失，因为有学者发现，即便是洪灾区那些侥幸没有遭到经济损失的人也会加剧对于保险的需求，也就是说，仅仅是近距离观测到损失可能发生这一后果，就足以激发更高的风险意识。但这种近因效应对保险需求的激发存在一个窗口期，类似于一种灾后的“应激”反应。笔者认为近因效应是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巧妙的均衡：一方面，在损失刚发生的时候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吸取教训；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人类必须要不断挑战和冒险，所以不能够裹足不前。
与近因效应对应的，学者也发现与之不同的热手效应。它是指度过了灾难后，人们会倾向于低估灾害对自己的影响。这有点类似于“幸存者偏差”，在反复出现的风险事件的幸存者中更为普遍。
在现实中，学者们发现近因效应和热手效应在不同群体中都存在。与此同时，个体所受的教育、抗击风险的能力，以及独特的风险经历共同决定了个人对于风险的主观认知，并进而形成了个体的风险规避或风险爱好程度。在一国的层面，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一种国民整体的风险规避程度，它不仅仅是现在生活的国民的风险规避程度的某种加总，还包括世代传承对于历史上的风险事件及其应对方式的总结和智慧。如在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影响的儒释道文化中，可以找到各种解释我国文化注重风险规避的依据。一定程度上，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国以更加稳健的方式应对疫情。
始终横亘在风险管理领域的一个难题是，在进行风险决策时，人们可以客观衡量风险管理方案的成本，却无法准确观察到收益。比如可以获得升级某些系统的价格，却不能知道在某个未知的平行世界里，如果没有升级系统是否会遭受财产损失甚至生命堪忧。尤其在涉及生命安全时，很难为没有发生的人身损失进行估值，但为了决策往往需要在很短时间内量化损失。
准确估计风险管理的收益很困难，虽然可以观察到其他国家的疫情数据和死亡人数，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平行世界”。各国在各阶段因为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显然并不是根据人口乘上某一固定比例。即便不存在病毒变异所带来的客观风险水平的变化，潜在的损失还需要考虑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人口密度、基础设施水平、就诊习惯，甚至包括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等。因此，应对疫情不仅要考虑疫情本身的变化，也要理解风险认知的基础和规律。
转载自《中国银行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栏目第784期，2022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