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球化的不满，恰恰反映了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着诸多问题，也为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重新启动全球化2.0版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如同疫情也为各国自身改革和完善内部制度提供了机遇一样。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在疫情暴发不久匆忙给出的预测已经被证明大多没什么价值（即使现在由于疫情仍在扩散也很难给出稍微准确的预测），倒是国内外舆论近来不断热议的所谓“全球化终结”，颇为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和影响着疫情结束以后全球经济格局的走势。譬如，3月21日出刊的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图案直接就是在象征全球化的地球上面挂了个“结束”的牌子，明确表示：“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舆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此次疫情迅速扩散至全球，成为全球性的“世纪大疫”，疫情对全球经济活动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确实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正是全球化借以实现的全球生产、跨国企业、国际旅游、海外留学、体育比赛等所带来的人流、物流的全球大流动，成为病毒迅速在全球扩散的基本原因；正是生产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真正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一旦联系中断，经济活动便陷于停摆。
回顾2003年的非典，其在全球流行的程度远远低于此次疫情，固然有两种病毒本身的差异之故，更有其时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远远低于今日之故。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实际上，越是经济发达、与外部经济联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的发达国家，越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而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非洲、南亚、拉美国家，疫情则相对缓和（这些国家处于低纬度地区气温较高或许也是疫情缓和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当大疫来临，一些国家发现由于产业分工，自己连简单的口罩都生产不出来，更不用说救命的呼吸机、药品，一旦国际供应链中断便束手无策；大难临头，它们往往还是各自为政，自扫门前雪，甚至以邻为壑，强行截断他国的抗疫物资，更有甚者对疫情的责任互相指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已处在逆全球化、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潮流下的世界，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反全球化、封闭排外、自给自足的思潮。某些执政者，出于迎合社会与选民的原因采取一些孤立主义自我封闭的政策，这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孤立主义的自我封闭和逆全球化，作为一种短期政策或许难以避免，但从经济学意义上的长期来讲（长期意味着生产要素的可调和生产函数的可变，包括制度和规则的可变），这种反全球化的思想和政策注定是短命的。
其一，人类既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封闭孤立的孤岛时代，如同不能从青铜时代退回到石器时代一样。
人类已经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到来的巨大利益与福利，不会轻易放弃。由于全球分工，经济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财富的生产迅猛增长，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分配问题，但即使最穷的人其福利也比从前大大改善，资本家更是赚得盆满钵满，这符合帕累托原则。
加之全球化带来的国际旅游让人眼界大开、海外教育让年轻人素质大涨、生活方式现代化与国际文化体育让人得到更丰富的享受与满足等，让人们再退回到以往的低效率低福利时代，既不符合福利不可逆原则，也是不符合人性的。短期内由于病毒传播，由于某些集团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而反对全球化，但病毒作为孤立事件迟早会结束，利益受损恰恰是改变全球化规则的动力而不是取消全球化，如同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
其二，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一定的物质条件与技术基础的。
这符合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如同地理大发现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一样，交通、航空、海运、互联网等物质技术条件，以及语言、文化、制度规则等人文条件，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和人文条件。
试想，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普及大大便利了跨国公司的全球组织和管理，如果没有空运、海运的发达让生产的全球布局的收益大大超过地理距离成本，也不可能有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和生产国际化。反过来，一旦有了这些物质技术基础和人文环境，弃之如敝屣，仍然回到自给自足的作坊式生产，这种回头路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无论我们对全球化有多少不满，无论此次疫情又给反全球化提供了多少理由和口实，全球化既不会停止，更不会终结。在我们看来，此次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球化的不满，恰恰反映了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着诸多问题，也为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重新启动全球化2.0版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如同疫情也为各国自身改革和完善内部制度提供了机遇一样。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无法在这里展开。只想指出一点：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生产活动全球化了，物质过程全球化了，但全球治理和规则远未全球化，从而产生了两者的矛盾和冲突。既然全球化把地球变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一共同体当然应该有共同的规则和秩序，有统一的治理体系。这种统一的规则和治理体系自然不是取消各国自身的特色，但它至少是在遵守共同规则下的特色。这，可能是未来重启全球化的命门所在。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北大国际经济观察》2020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