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针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3月23日，特朗普再次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根据于去年8月15日开始展开的针对中国“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等行为的调查，决定对规模最多可达600亿美元的中国高科技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具体涉及的产业名录将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15天内予以公布。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消息，被征中国产品将主要来自航空、信息通信技术和机械等行业。同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提高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关税的措施，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所涉及的产品主要来自美国农业部门。
中美对对方拟加征关税产品为何差异明显
虽然具体的清单尚未出台，但两国拟进行加征动作的产业差异非常明显，中国这边被加征的是高科技产品，而美国那边首批主要是农产品。这使有些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殊不知，这正是两国之间贸易联系的主要内容，我们以贸易战的主动方美国的经济分析局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可见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自经常项目项下的三个部分——资本品、汽车和消费品。那么，在这三个部分中，中国所占比例有多大呢？
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7年，来自中国的三个项目逆差贡献了美国三个主要逆差项目的1046.07%、4.08%和52.86%。很显然，除汽车外的资本品的逆差是最为显著的，这就不奇怪为什么美国要抓住中国出口的资本密集品不放了。而同样，如果我们看美国和中国的国别经济联系数据，可以发现，在经常项目也就是贸易项目下，只有一个子项目美国总是呈现顺差，那就是食品和饮料，也就是农业相关项目。
以上分析表明，双方实际上都抓住了对方最为关键的出口盈利项目。
理论上的解释
那么，这种看似有些奇怪的贸易结构在理论上该如何解释？早在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就通过分析美国194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提出了相似的困惑。他发现如果按照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的推论，在陆路水路交通和通信技术飞跃发展的20世纪初，要素禀赋是制约各国开展贸易的限制条件和决定因素，那么美国作为资本和技术充裕的发达国家本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品、进口资本密集品，史称“里昂惕夫之谜”。
对这个谜题的解释，在新古典的框架下基本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的，那就是引入了技术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等新的生产要素来扩充要素禀赋的含义，主要观点是产品的特性要以投入要素来区分并且可变，一种普遍公认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时要利用大量的劳动力，而在发达国家生产时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投入方式进行的。通俗地说，就是此资本密集产品非彼资本密集产品，此劳动密集品非彼劳动密集品。
美国的农业尽管对美国来说还是农业，尽管也是生产水果、开心果、花旗参和葡萄酒，但美国组织生产的方式是资本密集型的，而非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在农产品生产上那样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所以美国看上去是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际上却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符合美国资本密集的要素禀赋和由此带来的比较优势利益。
在上世纪60~70年代引起热议后，相关的话题在90年代借着产品内（价值链）贸易的逐步深入而再度成为热点，各种研究因为样本和密集度计算方法的不同而结论有所不同，但基本上认为里昂惕夫之谜依然存在。ChristinaParaskevopoulou2016年的最新研究表明，美国的出口资本密集程度与其自身的进口品资本密集程度相比，不但比例小于1，而且还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下降，1998年该比例是0.89，到了2012年降到了0.85。
弗农（Vernon）于1966年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LifeCycle）则解释了谜题的另一端，那就是美国为什么会进口资本密集品。他认为在产品的完整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蕴含着不同的国际贸易机会，最先研发成功新产品的国家拥有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假设技术是通过对外出口进行转移和扩散的，随着进口这种产品的国家由发达到不发达、由少到多，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标准化，以至于最后市场的竞争焦点已不再是技术而是综合成本的高低，这时是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原本由发达国家生产的资本密集品，而发达国家则在进口。
如果把上述的发展中国家换成中国，则正是今天的情况。中国确实在对美国出口资本密集品，这一看似违背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超级丰富的贸易选择，实际上却正体现着中国的比较优势。因为在出口资本密集品的过程中，我们的劳动起到了作用。即我们的出口看似资本密集，更为资本密集的实际上是我们的进口，由于劳动力的加工参与，实际上我们再转而出口时资本的密集度是下降了而不是提高了。
根据罗德里克（Rodrik）在2006年构建的出口商品复杂度指标，有如下结果：从1995~2007年，除中间品外，无论资本品还是消费品（中国对美两大主要顺差项）方面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我们的进口平均复杂程度远远高于我们的出口平均复杂程度。加工贸易模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到2005年的几年时间里，迅速成为我们积累外汇储备的主要贸易方式，而加工贸易的主要特点就是大进大出，我们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投入其中赚取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费用的同时，也稀释了进口品的资本密集程度。但从产品属性上来说，我们出口的依然是资本密集品，而不是以我们真正起了附加值贡献作用的劳动投入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品。体现着美国资本禀赋的美国农业出口品在与上述中国出口的资本密集品做密集程度比较时，比例小于1，丝毫不足为奇。
避免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关键
外资进入中国带来的技术泛化在2005年之后开始起作用，中国开始进行部分的中间品进口替代，所以以中间品计，反而出现了在2005年后的出口复杂程度增加的现象。但2000年后，世界贸易已全面进入到产品内贸易阶段，一个产品的生产横跨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往往是从韩国或者日本进口复杂的资本投入中间品，在国际资本包括美国资本给中国赋予的这种定位下，中国想要在产品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上进行攀升，对进口的复杂中间产品进行替代性生产，是需要时间和技术进步的。近10年来，这种进步正缓慢而逐步地发生着。
但是不要忘了，中国仍然在由外资主导的微笑曲线上进行着从低端向两端的移动，这种移动除个别行业外，是十分有限的。根据最新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时是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海外并购的形式实现的，更容易受到各种阻挠。此次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里，就有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内出台方案、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美国企业的内容。实际上，不单是中国，包括日本、韩国等价值链中间环节参与者，也是在按照国际资本的意图安排着生产，是国际产业次第转移的结果，而美国始终是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起始端。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能主导整个产品的价值链，那么无论中国在曲线上有多少进步，最终的一票否决权还在国际市场手里，一旦外部环境改变，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中国马上开始出现产能过剩危机。
作为产品个别环节的价值链参与者，中国看似出口着资本密集型产品，但实际上我们对于国际市场来说只是一个供给方，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就是需求方，那么经济学上亘古不变的争论旋即产生——是需求更重要，还是供给更重要？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
工业时代的生产量化属性决定着需求方，也即是市场的主动权往往更大，表现在今日，就是美方主动挑起了贸易战。而中方的胜算何在呢？其实，供给决定需求不是不可能，但必须要通过自主研发，有新的产品才有可能去刺激出新的需求，这需要时间，需要意识，需要契机，需要付出一定的调整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针对内需而做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对国外需求一样适用，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是也必须是针对内需和外需的全方位结构改革，它关乎着世界的经济稳定和未来。实际上供给和需求力量的握手言和，是避免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关键。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美国经济评论》2018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