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中国又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挑战，面临第三次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
转眼之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20周年了。入世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20年，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落后、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开放、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超大型经济体。
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加入WTO深刻助推和影响了改变当代中国经济面貌的三波对外开放浪潮，入世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过去，也会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系于中国经济进一步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而中国全面参与WTO未来的改革过程，与WTO共同发展，是中国未来经济高水平开放的基本方向。
20年前中国加入WTO既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必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外开放的进程，两者相辅相成。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其基本内容是对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建立经济特区、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经过大约20年的曲折前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新的经济体系基本成型。
从国际经济体系角度而言，随着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以及经济特区、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的设立，中国从几乎完全游离于市场经济核心体系之外变成了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与WTO关系日益密切、谈判和博弈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1986年提出复关，1987年开始复关谈判，并按照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要求不断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中国从提出复关到最终入世的15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15年。正是复关、入世的压力和挑战，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重要动力。
当中国达到了世贸组织的基本要求以后，当中国的入世承诺展示出中国经济不断开放的大方向以后，中国入世也终于水到渠成。入世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又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两者的密切互动关联显而易见。
入世以后，中国按照入世承诺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式开启。加入WTO以后，中国按照承诺，改革了许多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制度、规范和做法，废止了一大批法规、文件和规定，大幅度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准入，特别是开放了以往严格管制的金融业、服务业、文化产业市场。更重要的是，上述这些改革开放举措，根本性地触及原有经济体系的结构和重大利益关系，众多行业、企业乃至政府部门受到冲击，大幅降税和外资进入使相关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外资金融机构“狼来了”的呼声不绝于耳，开放文化产品市场也面临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质疑。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为加入WTO所作出的国际承诺和压力，恐怕会踌躇不前、久拖不决。
实践证明，入世的决定是远见卓识，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全面开放和经济起飞，功莫大焉。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长期接近30%；关税总水平由入世初期15.3%大幅降至7.5%以下，对外出口增长了7倍，进口增长了6倍，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经过20年的发展，对外开放也不断取得进步，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经济初步发达的经济体。
在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中国又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挑战，面临进一步深化开放的迫切需要。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国际经贸格局，与中国入世初期相比大变。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出现的反全球化潮流，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政策，多边贸易体制碎片化、区域化现象，以及WTO机制和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存在的缺陷与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国际投资大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和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既符合自身利益，也责无旁贷。为此，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积极参与引领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建立，积极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谈判，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一最高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协定，积极参与WTO改革进程。所有这些安排所要求的市场开放程度、自由化与透明化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与环境标准、政府作用与结构改革要求，都超越了中国的水平。中国要想在这些新机制、新结构中有所作为，在WTO改革中成为引领者，必须大大加快自身的高水平开放，特别是在制度、规则方面的改革开放。而这无疑会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动力与主旋律。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北大国际经济观察|入世二十年系列评论之二》
2021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