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7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第四届博士生论坛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储吉旺报告厅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共有8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上篇），与读者分享。
2018级博士生唐昱阳：碳交易市场是科斯有效的吗？——基于DSGE模型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问题的不断恶化，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上的首要关注点之一。讨论碳交易市场作为广泛使用的减排手段的有效性以及碳配额的分配方式很重要。一些文献已经探讨了当不需要考虑长期的碳排放或者明确了政府为每一期的排放量进行设定时，碳交易市场的有效性。但事实上，为了维持碳价的稳定、减少波动，许多碳交易市场允许配额跨期储存和预借，本阶段内剩余配额储备在一定条件下可留到未来使用，或者预借未来的配额现期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提出了以下问题：发放长期碳配额（可跨期使用）这一控制手段是否能达到社会最优？特定路径的稳态下，居民消费与其他变量（如技术进步等）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碳配额价格模拟与最优碳价模拟的比较情况如何？
文献方面，文章梳理了有关碳税和可交易的碳配额哪个是更好的控制碳排放的手段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发现根据现有研究，碳市场在静态条件下是有效的，但很少有人研究动态长期的碳市场。这篇文章建立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说明政府使用碳配额市场手段进行碳排放控制的效果。通过模型分析表明，长期的碳配额市场可能不会导向社会最优。而如果政府每年重新征收碳税或不允许碳配额跨期使用，经济就有机会向最优路径收敛。当考虑到长期问题时，如果碳配额作为一种资产被市场化，投资者可以决定何时出售，市场可能不会让经济自发地走向最优路径。
数据模拟也得出了一系列结论：一方面，比较静态分析指出稳态下的消费由技术进步率、稳定状态下的二氧化碳总量、达到稳定状态的技术水平和剩余的碳配额总量决定。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技术进步率而言，稳态消费的增长有一个限制。即使技术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在达到稳态后的第一个时期的消费也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消耗几乎所有的化石能源而得到的产出。此外稳态下的二氧化碳总量对稳态下的消费的影响几乎是线性的。另一方面，通过模拟碳交易价格和经典文献最优碳价进行对比发现，在短期内，如果碳配额的平均回报率为5%左右（欧盟第三阶段的平均回报率为20%左右），那么碳配额的价格变动就接近于最佳碳税。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任何5%及以上的平均回报率都会使碳配额的价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最佳碳税。这意味着，跨期的碳配额交易将导致经济体在早期消耗过多的化石燃料。
唐昱阳报告后，在场的特邀指导专家们给出了中肯的建议。老师们首先肯定了文章研究问题的意义以及文章范式的规范，也指出了一些可以完善之处。袁野、陈仪等老师指出，希望文章的核心最终还是要更多落在对于模型结果的解释上，要去深挖公式背后的意义。陈仪老师继而建议，可以先精简模型，抛弃一些干扰的假定，或许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传导机制和经济学含义。杜雯翠老师对于模型的设定方面给出了一些建议，例如对于随机变量、参数的设置要更加明晰，也可以加入更多内生性进行进一步考量等等。最后，唐昱阳对各位老师专业中肯的指导表达了感谢。
2020级博士生方一鸣：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urnaments and economic costs: Evidence from China
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过往研究表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环境的保护是难以两全的目标，环境治理必定带来经济成本。中国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开始强调对地方官员的环保考核，陆续出台多项文件，摒弃“唯GDP论英雄”思维，这些变化将激励地方官员减少污染，有效地解决地方污染治理问题。
近年来已经有多项研究开始讨论中国背景下的环境规制背后的政治激励问题，尤其是污染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系，但部分文献没有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此外，过去对于经济成本估计的研究不是很充分，大多是依赖于外生政策冲击，从需求端出发的成本估计。实际上，由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错综复杂的关系，识别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估计环境考核带来的经济成本，对中国政府的绿色激励机制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具体而言，本文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PM 2.5卫星数据来衡量当地的空气污染，用地方官员任期结束后的去向来衡量任期内的晋升情况（哑变量）。为了解释污染变量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通风系数，即风速和混合层高度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风速决定污染物的水平扩散，混合层高度决定污染物扩散的高度。风速和混合高度越高，污染物扩散越快，因此空气污染水平越低。
为了估计从“GDP考核”到“环境考核”带来的经济成本，本文建立了一个多目标的Tullock竞赛模型。模型假设多个异质性官员在“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这两个维度付出努力，政绩表现越好则晋升概率越高。根据模型的纯策略纳什均衡，本文结合了中国实际数据和实证模型的估计系数，从供给端出发，综合地估计了中国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成本，并与过去文献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分析结果表明，空气污染的总量指标和强度指标均会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产生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在2007年后，政府强调环保考核后，才变得显著。此外，这种影响有很强的地区异质性：对于初期环境考核压力较大的地区，后期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于初期环境考核压力较小的地区，后期的影响依然明显。最后，根据本文的估算，2014-2018年期间中国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成本约为9840亿元人民币。本文也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评委老师对文章提出了宝贵的问题与建议。例如，对于污染指标与晋升指标的变量，应该如何处理更为合理；对于文章的贡献，应该如何更合理地叙述；对于理论模型的构建，还可以考虑“达标制”等因素，使得模型更为丰富；对于文章的制度背景，还需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对于识别出的效应，还需更细致的解释说明。报告人方一鸣对部分问题给予了解释说明，并向各评委老师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2020级博士生李沛歆：消费错层：居民消费的同群现象与收入焦虑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宣告了全面小康的基本实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共同富裕和全民福祉话题也成为了二十大报告的焦点之一。在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的今日，人们对于自身收入的满意度并没有随着真实收入的提升而明显改善。二者的脱节反映出家庭收入积累与收入感知之间存在非同步性。
为弥合与解释感知同真实收入的差距，本文沿用了习惯模型（Habit Model）中家庭会进行攀比并借由此感知自身经济水平的思路。文章遵照传统文献做法，引入了与家庭有相同地理属性者构成的邻里消费作为真实消费的修正。考虑到数字时代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前沿研究，家庭社交的边界也从邻里为主，逐步扩张至包含网络上的社交圈层。基于此，本文还创新性地纳入了与家庭有相似文化认同的圈层因素，同邻里攀比一起作为家庭收入感知的扭曲项。更为正式地，本文将邻里和圈层两重攀比对真实消费的影响归纳为消费错层：家户将自身真实消费水平同邻里和所属圈层者平均消费水平进行对比，并以对比结果作为依据来感知消费和收入层级的过程。
进一步，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消费者财富及收入异质性、生产力不确定性和社交边界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人们会进行邻里和圈层信息交流的假设下，推算了真实和感知收入在稳定递归竞争均衡分布。数值模拟结果显示，社会阶层流动率过低会导致出现贫困的恶性陷阱，与脱贫攻坚战成果有所背离；邻里和圈层攀比现象则是折损中高收入家庭感知收入的因素，有碍全民收入福祉的提升。为进一步研究两种攀比的作用机制，本文还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信息共享渠道角度，探明了口耳相传为邻里攀比的渠道，而圈层攀比则依赖于互联网普及。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制约收入分化方面，较好的阶层流动性和社会活力是保有共同富裕目标建设成果的必要条件；在提升收入福祉方面，攀比并不会造成多数家庭的收入满意度下降，但需警惕两种攀比和互联网消费主义声量助推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焦虑和阶层焦虑。
在场评审老师热烈探讨了文章内容，并对文章提供了诸多宝贵建议。杜雯翠老师认为互联网对人们社交模式的影响日益凸显，可以进一步检验互联网对收入分布的影响。祝伟老师指出文章理论模型目前已较为完备，建议在行文中加强对感知收入形成过程的描述。付明卫老师认为下一步可以加强对邻里和圈层攀比对感知收入影响机制的因果识别。袁野老师指出可以加入不同真实收入群体感知收入形成过程的异质性实证检验，以便进一步支撑理论模型的结果。
2020级博士生林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双碳”目标的协同治理：一个基于市场机制的治理框架
文章写作的背景在于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一样，是亟需全球共同关注和应对的重大生态环境危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双碳”目标，同时签订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需要履行“30×30”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两大目标下，我国能否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双碳”目标的协同治理？文章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阐明了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协同治理具有科学基础。科学研究证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关联，这说明不应将二者剥离开来看。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在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双碳”目标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正是处理好人与环境、人与其他物种双重关系的必然要求和实现路径。目前碳减排方面已经具备相对成熟的环境工具，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成效较为有限。若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可以将国家总体的宏观目标分散为每个微观个体的自主决策，避免指令型政策下由信息缺失带来的弊端。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开创性地提出了基于市场机制的实施框架——在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建立和运行的基础上，构建生物多样性损害限额和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生物多样性市场）。配额指标的选取和构建是市场建立和运行的关键，文章建议引入“生物多样性足迹”概念，也对新指标的构建和选取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若以“生物多样性足迹”作为配额指标，文章介绍了两个国外已在使用的可供参考的指标，并对中国省级层面碳排放和土地利用的生物多样性足迹进行了核算。这是首次对这一层面的生物多样性数据的核算，是文章的贡献之一。研究尽管是省级层面的核算，但已经能为生物多样性市场的构建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建议，同时说明了以企业数据进行核算——即以生物多样性足迹作为配额指标的可行性。在生物多样性市场和碳市场融合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基于市场可以发展起来的协同治理系统。
评委老师就文章的内容和技术方法等方面给出了指导意见。祝伟老师指出文章更多地采用了管理学的方法。杜雯翠老师提到，可以增加更加数理化、更体现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付明卫老师指出，文章缺乏与经济学相关的内容，具有较大审稿风险。陈仪老师首先肯定了选题的重要性和意义，进而对研究可进一步深入的方向给出了具体建议，如使用县级数据核算进行进一步实证回归研究等。袁野老师就生物多样性足迹核算问题与林杰进行了探讨。林杰也向各位老师请教探讨了文章进一步的改进和应用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