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8
现在许多人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当今社会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风险似乎也越来越大。曾有人将21世纪的特点用英文字母的3个C来表示：即change, competition and crisis。“瑞再”前些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有包括全球变暖、老龄化、恐怖活动、基因技术、污染食品、污染药品、流行病等15种左右新近出现的风险。“世界经济论坛-Global Risks 2012年”通过对全球469位专家的调查，将世界范围内未来10年面临的最大的50种风险分为“环境风险、社会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技术风险”等五大类，这50种风险涵盖内容很多，像食品短缺、水资源短缺、能源和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人口增长的不可持续、网路攻击等。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通过对1000位专家的访问，对未来50种风险中最可能增大的5种风险进行了排序，其结果是：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长期性财政失衡、温室气体排放的上升、水资源短缺以及人口老龄化的不当管理等。
从保险的视角看，风险是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在风险没有得到有效防范和控制的前提下，就会引发或者演变为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危机。考虑到地缘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在本质上的相似性，以及技术风险最终将表现为其他形式的危机，我们可以将五大类风险可能引发的危机归纳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从中可以发现近些年来危机呈现出来的以下四个重要特征：
第一，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首先，从经济危机来看，在四百多年的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有记录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17世纪只有一次，即郁金香泡沫；18世纪一次，即南海泡沫；19世纪有3次、20世纪发生了7次。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次债危机”和“欧债危机”两大危机。其次，从自然环境危机来看，根据瑞再的统计，近40年来，巨灾中的自然灾害（其标准为保险损失达到4460万美元或经济损失总额达到8920万美元，或死亡、失踪20人，受伤50人，无家可归2000人）的发生频率1970年为32次，1990年首次超过了100次，2011年达到175次。再次，从社会危机来看，由于发达国家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进入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危机也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例如，致使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政府倒台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占领华尔街”等。
第二，危机蔓延速度越来越快，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回顾近些年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危机，均不同程度表现出了类似经济危机突破国界、实时传播、高速扩散的特征。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爆发之后一个月，就迅速发展成为82个国家中超过950个城市参与的重大社会事件。从我国来看，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群体性事件”由1993年的8709起增长到2009年的11万起，参与人数也由2000年的163万多人，增加到2009年的572万多人。
第三，危机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深。随着社会内部结构演进的日益复杂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社会系统中不同载体所产生的风险和危机都会相互传递、广泛蔓延，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个领域。特别是环境和自然危机，它将通过影响自然资源的分布进而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冲击。由于环境或资源危机而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事件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克利奥.帕斯卡在其新近出版的《新一轮全球博弈》一书中，用生动的语言向我们阐释了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将如何影响到地缘政治格局：“太平洋上风起云涌，中国和美国必将争相加强对太平洋的控制权；水资源日益稀缺，印度和中国必将争夺喜马拉雅山的分水线；俄罗斯资源丰富，一直深受外界垂涎，而俄罗斯也将对这种现象加以利用，谋求本国利益；正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见证了帝国的崛起、中兴和没落那样，“西北航道”必将成为21世纪最受人们觊觎的贸易路线”。
最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越来越大。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发生频率不断上升、危机的交互效应日益增强直接导致损失金额越来越大。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单一风险标的的价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每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也在逐渐增大。如2011年巨灾损失高达3700亿美元，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经济损失记录。其中，2011年3月发生的日本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所带来的直接损失高达2100亿美元。2011年理赔额高达116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保险损失第二高的年份，仅次于飓风肆虐的2005年。
面对风险和危机频生的客观环境，我们必须要从系统、动态、辩证的角度来认识、识别、防范和管理风险。从前面有关风险和危机特征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以及互联网等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风险迅速蔓延、交互影响的效应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现代通讯工具使得信息几乎可以做到全球同步传播，国界的概念在网络时代趋于淡化。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一方面增加了普通民众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信息在人群中的传播，在危机的扩散中起到类似“催化剂”的作用，在客观上增加了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阿拉伯之春”发生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因为这些国家长期的专制统治、政府贪腐，人民生活贫困，而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经济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对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曾经提出，鉴于风险和危机的这种综合性、交叉性、动态性等特点，我们应尽快建立起一套国家宏观综合风险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管理系统。使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潜在和显性的风险因素，建立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风险指标子系统。对各种风险的载体、风险的主要诱发因素、风险的传导机制、风险的容忍度等进行认真研究，探讨防范、控制和管理风险的各种有效措施，由此为国家发展规划与决策提供系统的思维框架和可靠的科学依据。
转载于《中国保险报》“北大保险评论”第429期，2014.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