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带来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研究国别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学理论最早的分支之一。斯密的《国富论》中分工、比较优势等概念，已经看到国家间资源流动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18世纪以前，虽然有基本的生产要素，但要素流动和信息流动的成本非常高，技术交流速度也非常缓慢，形成的是低水平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均产出基本保持不变。工业革命以来，人均产出开始持续增长，这完全突破了原有的农业社会低水平均衡，使得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思考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Y=AF(K,L)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精髓，Y表示最终产出，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表示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200多年来，经济学理论一直以这一基本的宏观经济核算解释和指导经济发展实践。
资本、劳动和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国别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品流动背后所体现的要素流动——国际贸易就是现代技术扩散和经济增长的核心载体。最近十多年新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增长实践的模式变化给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有必要对现有理论体系做适当的拓展。
如何看待新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呢？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实践，贸易成本和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大基石。贸易成本会使得生产分散化，产品以服务本地市场为主，而规模经济使得生产集聚化。我们以这两点为主线，讨论新经济对于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影响。
第一，新经济时代交易成本迅速下降。传统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正是由于这个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也决定了产品差异定价的程度，决定了现有国际贸易的方式。
新经济时代，信息收集、储存、传播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且规模经济作用明显，这使得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这种成本下降对于国际贸易有着很强的福利效应。
首先，交易成本下降会降低现有贸易的成本，提高现有交易的福利。现代经济中，简单来说，交易就是经济增长，交易越多，经济越繁荣、越发达。国际贸易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易。每一个交易都会有一个成本，当收益不低于成本时，就发生交易，收益高于成本的部分，就成为消费者剩余（也可能是由生产者剩余最终转化为消费者剩余）。我们假设成本分为两个部分：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贸易成本下降使得每笔交易的总成本下降，收益上升，消费者剩余增加，产生福利效应。
其次，交易成本下降会匹配更多的交易，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社会福利。市场中交易发生的数量是由临界的交易决定的，临界交易中交易成本刚好等于收益，当交易成本下降时，市场中临界交易收益下降，从而可以匹配更多的交易，匹配原有经济中潜在的买家和卖家，提高社会福利。
最后，交易成本下降不但体现在产品流动，也体现在要素流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国际贸易产品流动背后体现的是要素流动，如果要素流动的成本足够低，风险足够低，用直接的要素流动逐步替代间接的要素流动（国际贸易产品流动）显然是企业的理性决策。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中，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下降空间都已非常有限，今后的发展无非两个方向：要么把国家之间的协调内容进一步深化到劳工、环保、政府采购等领域，从更深更广的维度挖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潜力；要么直接竞争要素流动，这将会更加加剧各国之间公共服务政策的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格局。
第二，新经济时代规模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共同决定产业在各国之间的布局与发展，这一理论判断的基本理念同样适应于新经济时代的产业发展现状。简单而言，规模经济使产业布局更为集聚，而交易成本使产业布局更为分散，两者的相互作用和力量消长共同决定了产业发展。新经济时代，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规模经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使得大型企业越做越强，产业链也不断延伸，成为典型的巨无霸企业。这也是新经济的典型特点，基于平台的大型跨国、跨领域、跨产业链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经济时代，贸易成本下降，规模经济上升，原有的高度依赖供给侧的国际贸易模式将会有很大改变，供给侧关注的焦点由生产要素转向服务，如果给定公共服务因素，则需求成为决定产业发展和布局的核心。我国市场规模庞大，互联网经济发展活跃，如何在下一波国际要素流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成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8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