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有可能是因势利导，比如“新经济”的出现，也有可能是危机的前兆或“集体试错”，比如对衍生金融市场的放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笔者在2015年年末的《第一财经日报》北大国际经济观察专栏中《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是这样的》一文中，已经介绍了供给侧改革在美国是如何发生并产生效果的，现在我们将主要关注“供给革命”发生后迄今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的结构变化。
经济结构揭示出经济总量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的技术联系、数量比例和相互作用关系，它在外延上可以包括产权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等各种，但狭义上则主要指部类或部类内容的产业结构，其中尤以大的部类结构最为显性。该结构是上述众多关系的基础，是经济结构演变的核心内容，具有横向比较和空间特性;相对地，经济的总量分析则是在纵向时间维度上对供需的量进行刻画和对比。尽管一切经济现象都存在于一定的结构当中，总量与内涵互为依存，但“美国经济结构转变”或者“美国经济结构”却并不是一个热门词汇。
原因在于，对接近有效均衡的经济体如美国而言，其宏观结构已经非常成熟，而转变却相对缓慢：上世纪60年代末，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到三大部类集约递进规律(相应的理论包括经典的配第克拉克定律、霍夫曼定理、库茨涅茨法则和钱纳里-赛尔奎因模型等)所揭示出的后工业化社会中，服务业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上都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的平均结构比例参数也已成为后续发展中国家默认的产业结构合理和进化方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供需总量分析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就自然成为主流。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供给革命重新强调市场力量后，美国经济结构在三大部类比例没有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在产业(行业)层面上却出现了至少三个非常明显的转变。
(1)上世纪80~90年代信息行业的蓬勃发展。
从1980年的《史蒂文森—怀得勒技术创新法》开始，美国政府确立了鼓励企业、大学和政府实验室合作创新的方向，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更是将合作扩大到了军用技术民用化的范围。从那时起，作为先进技术代表的信息产业的发展就额外受到政府的资助和重视，1993年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更是直接导致了首先被美国军方发明和使用、日后却改变世界的互联网产业的出现。为准确对应和描述信息行业兴起的经济事实，美国经济分析局(BEA)从1987年开始进行单独的IC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Technology，信息、通信和技术)统计，并从1997年开始进行单独的增长贡献率数据公布，从上图中可见，ICT最高时曾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高达25%的动力。1987~1997年的ICT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生产，包括软件发行的出版行业，信息和数据处理服务和计算机系统及相关服务;1997年之后的ICT行业的内容更加丰富，扩展到了广播和通信、互联网出版和网络搜索服务等内容。总之，ICT既包括制造，也包括服务，属于按之前的部类划分来说的交叉内容。
(2)上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和衍生金融市场的过快发展。
克林顿执政期间曾在1997年7月1日要求所有被FDIC保险的银行，尤其是资产达到2.5亿美元以上的存款机构，必须依据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接受住房银行(thriftbanks)监督办公室(OTS)的评估，以此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中低收入基层的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此举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将工业中的房屋建筑业和服务业中的金融业(金融业的贡献率见图)紧密地交叉和联系在一起。
以上两个交叉发展分别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成功推动美国经济步入繁荣，前者成就了长达120个月的连续增长(终止于网络泡沫破裂);后者又经小布什政府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一再鼓吹和升级，极大刺激了MBS和CDO、CDS等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泡沫式膨胀，为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
(3)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战略。
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年年末三大汽车巨头纷纷申请破产和政府贷款，美国民众信心大受打击。为此，奥巴马在2009年年初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公然提出了被各贸易伙伴国强烈诟病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又借助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泰?埃兹厄尼提出的“再工业化”概念，明确复兴美国制造业才是避免经济二次探底和保障持续复苏的正确道路。近几年的发展结果显示，制造业的GDP中的比例虽只有轻微的上升，但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却是美国摆脱无就业复苏尴尬境地的关键。
以上三个产业层面上转变的共同点非常明显，均来自于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而且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供给革命给企业充分松绑的基础上进行的引导，如果说供给革命还是经济学家主导，属于经济学范畴，那么美国的产业政策则更属于政治学和政府预算的范畴，因为产业政策在美国有立法属性，是国会内部各方利益博弈甚至有时是民意左右的结果(比如“再工业化”战略，不过，投入-产出的计算表明，制造业中的汽车制造确实历年来都是美国经济中按NAICS细分的71个行业中影响力系数最大的行业，从这个角度说，民意不一定都是非理性的)。
正因如此，这种引导有可能是因势利导，比如“新经济”的出现，也有可能是危机的前兆或“集体试错”，比如对衍生金融市场的放纵。尽管上世纪80年代供给革命的遗产之一就是里根在1981年颁布的12291号政令，要求所有的政府部门在发布任何有关行业的条例前，必须同时上交一份成本—收益报告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该政令从此使得政治决策的经济学分析成为例行的原则和程序，但还是不能保证所有的政治博弈结果都是有利于美国大多数民众的长远利益的。
而中国政府想在供给侧和结构性转变上同时有所作为，如果以美国经济做类比来看，其难度不言自明。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6
-09-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