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及当前世界经济新机制和新技术的普及，共同价值与双向驱动，成为全球与区域经贸合作的共同话题。当前全球化与区域合作的进程伴随着飞速的技术进步、深度一体化以及国际规章制度的强制执行，推动了全球价值链(GVCs)和生产网络(GPNs)的逐步延伸，增加了提高收入和提供就业的机会，但也带来一些挑战。
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综合运筹全球市场和资源，使出口产品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能够因此而掌握新技术，并提高生产效率。在此过程中，贸易与投资的深度融合体成为开放经济的新载体，推动共同价值的双向驱动和互利共赢。
从贸易投资替代、互补论到共同价值双向驱动论
长期以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的阐释有替代性、互补性两种观点。以要素价格均衡化定理(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和蒙代尔“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性”论文为代表的替代论认为，贸易与投资是互相替代的，衍生的观点将投资作为绕开贸易壁垒的手段;以维龙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的互补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通常会伴随商品的流动，贸易和投资是相互促进的。
共同价值是现代经贸模式借助大数据、全球化和深度一体化，以供给方比较优势相互依存和规模经济互利共赢以及需求方正反馈效应为纽带，以供给核心区和需求用户的系统双向驱动为动力，对其衍生覆盖领域进行相应的资源匹配，同时拉动由资源供应商组成的资源带，协同辅助和完善核心区对需求用户的吸纳能力。共同价值双向驱动论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深度融合改变了传统的替代或互补的贸易、投资关系，使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具有了新的开放载体。
双向驱动机制可以避免投资只注重短期获利而忽视市场的实际需求，使投资具有更长远和开放的视角，同时衍生领域的扩展，推动整个区域的旺盛活力和良性循环。可见，共同价值是一种由市场需求和核心区双向驱动的价值创造系统，满足市场需求是共同价值中价值创造的最终目标。
贸易投资深度融合与双向驱动的实践模式
现代国际贸易方式已将贸易与投资以及双向驱动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例如对销贸易,具体包括易货贸易、互购、补偿贸易、冲销和转手贸易。租赁贸易是在信贷基础上以融物形式实现中长期资金融通的贸易方式。在这些现代贸易方式中，物流、资金流双向驱动、深度融合，助推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
现代国际贸易政策适应贸易投资方式发展的需要，将国际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密切结合，以贸易投资的深度融合和经济利益的双向驱动实现经济的转型与升级。例如美国的外包和离岸生产关税体系(OAP)以贸易投资的深度融合创新了开放载体，使美国的出口增长和结构升级隐蔽在投资过程里，缓解了纯粹出口增长带来的贸易摩擦。具体而言，根据OAP关税体系，如果海外生产过程中运用美国生产的零部件，美国的进口关税只针对在国外的增值部分征收。这样的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美国本土生产的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缓解贸易摩擦。
现代国际贸易实践在数据上同样呈现出显著的双向驱动和贸易投资深度融合的趋势。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对外投资实现13年连增，年均增幅高达33.6%;到2015年底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15年全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同时，2015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575家，同比增长1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81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外商在华投资金额六成进入服务业，三成进入制造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7.3%，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5%。而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基本上未批准新设外资企业。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2的对外贸易、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收入，对经济社会促进作用显著。
在这些实践探索中，双向流动和贸易投资深度融合使吸引外资质量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共同价值有三个来源：基于“商品贸易”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基于“资金流动”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以及核心区与资源市场区的良性循环。
世界经贸体制变革构筑交合点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贸体制的发展呈现出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合作并驾齐驱的突出特征。
在世界经贸体制变革的过程中，共同价值成为显著特征：美国与中国同属于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欧盟与中国同属于WTO与亚欧会议。冷战结束后的新区域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区域合作的成果，拓展了合作的基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生产商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从而为更大的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
在2016年签署的新型合作协定中，亚洲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和越南成为不可忽视的交合点。2月4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成员国正式签署协定，马来西亚成为同属于中国—东盟自贸区、APEC和TPP的重要的交合点;3月23日，在中国海南澜沧江—湄公河六国领导人签署合作协定(澜湄协定)，越南成为同属于中国—东盟自贸区、APEC、TPP和澜湄协定的交合点。这意味着在蓬勃发展的全球化和新区域主义格局中，没有绝对的界限。在共同价值实现的过程里，这些重要的交合点成为双向驱动的战略枢纽。而通过分析这些交合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特征，我们可以找到双向驱动的基础动力。
中国参与全球生产过程的程度日益加深，特别是在价值链中劳动力密集的部门。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产生了竞争压力，但大多数学者和企业界人士认为，承受中国产业竞争压力的各有关国家，应该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看作是新机会，而不是对自己的威胁。
关于这些交合点的政策性建议有两个层次：一是产业层次，应该重视中高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通过提升教育来提高技术和技能而提高生产效率，并在本地的产业与外国产业之间架起有机的前向和后向联系;二是国民经济层面上，关键是发展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的要素，例如改善基础设施(内陆港、出口加工区、财政优惠)、劳工法律改革、政府职能和体制改革、创立或扩大区域间的贸易集团等，在风险和投资多元化战略下，有助于吸引外来投资。
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本身很可能会通过提升技术含量来加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提高效率，在全球价值链上向上攀升，这样的外部经济效应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就是这些作为交合点的国家。
共同价值双向驱动下贸易投资的深度融合创新了中国外贸运行机制，有助于构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核心区，改变传统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通常作为外围的格局，拓宽合作基础、创新合作机制、超越传统合作框架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与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推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进程中，中国应抓住重点领域，充分重视和发挥贸易投资一体化模式下的优势互补和深度合作，以双向驱动增强活力，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合作共赢与共同繁荣。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0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