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拐点到来了么？
王跃生 马相东
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中的老生常谈。多年前笔者就曾写过好几篇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取舍选择的小文，再谈此话题似有炒冷饭之嫌。然而，不断发展的现实，又使这一话题常讲常新。我们重新想起这一话题，当然与“环保”、“低碳”、“可持续”这些词语的最近几年大行其道有关，但更是基于我们对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新动态的思考：中国环境与增长的关系是否已到了一个转折点？
说起这个转折点，就要说到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源于“库兹涅茨曲线”。后者是由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茨提出的，说的本来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即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呈先加大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20世纪9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格罗斯曼和克鲁格等经济学家，把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应用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当中，于1995年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一方面，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既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又带来更多的污染排放，因而对环境质量产生负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通过诸如清洁能源的新技术使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等，对环境质量产生正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一般说来，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恶化；后工业化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超过规模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改善。归结起来，这三类效应共同决定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想法不难理解和接受。理论上，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从清洁的农业经济，到污染严重的工业经济，再到较为清洁的服务经济。现实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也都证明了这一规律。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规律是否完全适合于中国？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何时到来？
让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的诸多重要转变。这些转变包括：中国整体经济已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宏观经济增长率将降低一个级别，从9-10%降低到6-8%；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中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所累积的财力和技术使我们有能力控制和治理环境的破坏；全民的环境意识大大提升；国际上对一国经济发展环境负效应的压力越来越大……上述所有这些变化，都使我们经济增长的环境负效应有所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有所减弱境。从现实情况看，至少在东部城市，随着这些年对环境污染的大力控制和治理，空气污染、水体污染、植被破坏等等状况大致得到控制，或者有所改善。就笔者所生活的城市看，资金投入、产业升级加上奥运会的效应，整体环境质量是不断好转的，空气污染、水污染、沙尘暴、植被破坏、气候干旱等等也都在改善。或许，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正在到来。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巨大国家，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城市与乡村发展很不平衡。就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来讲，东部很多地区已经完成了大规模工业化，进入上中等收入的现代化和服务业大发展时期。而中西部很多地区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甚至工业化前期。这就使得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大规模投资上项目、大规模的污染排放不可避免。这些地区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东部，就是源于此。在这一过程中，环境污染等负效应也会不断显现。这些地区，肯定还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之前。当然，这些判断都是凭经济直觉的猜想。真正的结论，需要认真的实证研究，这就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胜任的了。
无论如何，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仍然是我国相当长时期内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就具有引领意义的东部地区而言，我国已经接近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能够有丝毫松懈。另一方面，诸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绝对不能忘记中国的大国效应和发展不平衡状态，不能一概而论。如人所言，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
（原载《人民日报》2012-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