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通货膨胀加剧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避免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打出了综合治理的政策“组合拳”。这些措施已经开始收到效果，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趋于稳定。
然而，切不可由于组合拳政策的某种效果而对通货膨胀问题过于乐观，实际上这些政策是否是应对通涨的恰当药方多有争论。从目前各地政府采取的措施来看，一些政策制定者并未搞懂“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这一基本道理，更未理解在市场经济下通货膨胀发生的机理及其治理之道。一些人仍习惯于行政手段和短期内的立竿见影，习惯于物价大检查、行政性价格管制、限制交易等等陈旧思维，而对通过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手段等消除通货膨胀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是孪生兄弟，不解决经济过热就无法解决通货膨胀等知之甚少，认识不足。
在我们看来，对于物价上涨，行政性的手段当然不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公用事业如水电气等是否涨价恰恰应该由政府行政部门抉择而不是企业决定），但要以价格检查、禁止提价等手段抑制一般商品（而非公共产品）的价格则有点舍本逐末了。既然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那么，应对通货膨胀的关键无疑是经济手段，是货币政策。如果说通货膨胀是一锅滚开的水，抑制通涨是让开水降温，那么短期行政干预好似扬汤止沸，也许可以短期有效，但之后将愈演愈烈。譬如，限制每户居民只能购买两套房之类将会使价格更高，因为购买权本身就会因稀缺而有价并进入房屋价格；限制大白菜价格只会使其他蔬菜价格更高进而形成对廉价大白菜的更大需求。而从货币政策、财政支出、汇率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则如同釜底抽薪，最终将水的温度降下来。
之所以说行政性的价格控制如同扬汤止沸，是因为它不可能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按照经济学的定义，通货膨胀无外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通俗地说就是钱太多了。虽然经济学家们又区分了需求拉上、成本推动等等各种类型，具体原因也颇为复杂，但其要义是不会改变的。
我国此轮通货膨胀的出现，恰恰源于货币的过度投放。前两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为抵御危机冲击，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四万亿中央财政投资并最终带动十万亿以上政府总投资的手段，遏制了经济的下滑。这些钱固然带动了相关领域的生产，但货币发行和信贷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其结果自然就是通货膨胀，除非有大量的货币退出流通沉淀起来。这是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严重不平衡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相对低估、外资大量流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等，都成为国内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外部因素。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外部因素仍是次要原因，内部的货币过度投放是基本原因。因为，外资流入加剧通胀也是通过对冲性货币发行实现的。至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也是过多货币（当然包括国际投机货币）追逐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赞同将国际大宗商品涨价看作此轮通涨主要原因的看法。
既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因素造成的，那么，抑制通货膨胀就应当转变货币政策的取向，通过利率调整、货币发行、信贷规模等手段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进而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使经济适度降温，让通货膨胀之水慢慢冷却。
实际上，这些并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研究者和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懂得。问题是，决策者特别是某些地方利益集团是否支持采取这些政策，能否承受紧缩政策的另一种不良后果，则是另一回事了。
这就是说，由于过去几年我国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投资带动的，这种高投资又是依靠政府支出（基础设施投资）和人为压低资金价格（低利率乃至负利率）两个轮子来支撑的，多少有点畸形。一旦经济冷却，房价地价下跌，依靠卖地收入投资基础设施的政府支出轮子就会不支；而一旦利率由负转正、投资消费预期改变，第二个轮子也将失去作用。一旦经济降温，高增长格局下掩盖的诸多不良后果就将显现，上述增长格局就不可持续。也就是说，如果要使过去的高增长成为有效的增长，就需要一直按这个道路持续下去，自我复制，自我扩张。否则，不仅未来的高增长不可期，连过去的增长也会遭到“反攻倒算”。这是某些地方政府必须维持高增长格局、忌惮经济降温的一个原因，也是“宁要通货膨胀不要失业萧条”的背后原因。
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正是要改变这种随时可能跌落的“刀锋上的增长”，使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更宽松、更和谐、更可持续。而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容忍经济增长率的适度降低是前提之一。比如，经济增长率真正维持在８％左右甚至再稍微地一点，都不妨碍我国经济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适度降温的格局下，资源、劳动力、环境等紧绷的关系都会宽松得多，通货膨胀的釜底抽薪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原载于《人民日报》，
2010年12月1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