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前任何国家、地区、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团结协助是现实选择。唯有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挑战、提振国际社会的信心，方能战胜疫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9日7时11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660706例，死亡病例超3万例，达30652例。一方面，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意大利、中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检测速度非常快，显示了其科技力量；另一方面，体制问题集中表现在各州防疫不一致，各自有数据模型推算的防御底线，但疫情取决于控制最差的“短板”，而不是最好的“长板”。全球疫情防控同样存在这样的“短板效应”，呼吁“大国担当”。在3月26日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重要讲话，强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G20是全球危机应对和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汇聚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中国在3月26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对83个国家以及世卫组织、非盟等国际组织提供紧急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等医疗物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向世卫组织提供了2000万美元捐款，支持其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国家卫生健康委汇编了最新的诊疗方案、防控方案等一整套技术文件，及时分享给了全球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助力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从2月27日向伊朗派出首支医疗专家组以来，中国已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和柬埔寨5个国家派出7批医疗专家组，正在筹备向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派遣专家组。中国在确定提供抗疫援助方案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当地疫情的严重程度、当地医疗卫生条件和医疗物资缺乏程度。第二，有关国家向中方提出的具体援助需求。第三，中国政府自身所具备的能力。
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从武汉的lockdown到上海防疫的shutdown，一些城市、地区的“大局担当”是载入史册的，这些为大局作出杰出贡献的城市也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可。新华社客户端报道，3月26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7），上海首次晋级全球前四（纽约、伦敦、东京、上海），与前两位伦敦、东京的差距仅有2分和1分，上海日益受到全球经济金融界的广泛认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初步确立。中国内地共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杭州、青岛、天津等8个城市进入前100的榜单。指数具体考察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国际声誉等方面，体现了中国这些城市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企的性质与作用。为应对这场“法国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连续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特别强调：“将某些公共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很有必要。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全国所有的医疗资源统一调配使用，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将由政府统一调配使用。甚至在新自由主义最受信奉的美国，也出现了这方面的倾向，据外媒报道，因为病毒暴发颠覆了美国经济，特朗普表示将支持美国政府购买某些公司的股份。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充分发挥国企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发展、大局担当的能力，是决定抗疫成败和疫后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疫情面前任何国家、地区、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团结协助是现实选择。唯有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挑战、提振国际社会的信心，方能战胜疫情。目前G20成员累计确诊人数占全球确诊人数80%以上，当前疫情扩散态势依然强劲，许多国家集中暴发，疫情对绝大多数G20成员造成了巨大冲击。面对全球疫情快速蔓延，G20成员加强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携手合作是当务之急，也是唯一出路。另外，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冲击，要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和顺畅运行。G20将启动总价值5万亿美元的经济计划，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和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支持各国中央银行采取措施促进金融稳定和增强全球市场的流动性。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止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中国强调“脱贫攻坚，持续推进”，取得了重大成效。2020年是中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中国强调在复工复产中优先吸纳贫困地区劳动力务工就业，确保完成决战脱贫攻坚任务。路透社关注到，截至3月7日，中国已有7800万农民工返回工作岗位，占2020年春节返乡农民工的60%。
同时，疫情加快企业的互联网化和云经济，“家庭效用”应运而生。芝加哥学派的诺奖得主贝克尔建立了以家庭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学体系：首先，家庭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生产单位，生产健康、尊严等一系列特殊商品；另外，家庭投入的要素既有购自市场的商品与劳务，还有时间和环境要素；最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导致个人实际工资增加，因而时间的机会成本即时间的价值增加了，而现实中所有闲暇都含有某种消费，所有消费活动都含有某种闲暇，人们不是在工作与闲暇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不同的消费活动之间作出抉择，市场活动时间（工作）与非市场活动时间（闲暇）的最佳组合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扶贫攻坚”的巨大成效与“家庭效用”的规模优势成为中国“大国担当”的深厚腹地和坚实基础，助力中国在全球抗疫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北大国际经济观察》2020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