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政，男，1962年生。1988年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日专攻西方经济政策，199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东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1996年至2000年任日本农林中央银行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现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8797威尼斯老品牌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信用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同时兼任国家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国家信用标准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十三五”农业发展规划起草专家、财政部农业支持政策与灾害援助政策研究小组组长、全国高校信用教育联盟常务副理事长等职务。
主要著作有：《地域经济与产业振兴》（日文）、《日本农业政策的总括与创新》（日文）、《现代日本农协1988》、《日本农业概论》（2001）、《信用社会》（2002）、《诚信史话》（2003）、《中国信用发展报告》（2005）、《中国义乌市场信用指数（YMCI）分析报告》（2006）、《朝阳社会信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2008）、《诚信：中国行动》（2010）、《中国信用发展报告（信用蓝皮书）》（2013、2014、2015），《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体制》（2015）等10余部。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社会信用理论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制度比较研究与日本经济等。
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许多学者对经济改革保持着密切关注与思考。近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学生就信用体系建设、中国城镇化、农村金融等热点改革问题，与章政教授进行了对话。
采访者:我们知道章教授是信用问题的专家，想问您为什么要如此关注信用问题呢？
章政教授:关注信用，是因为信用经济活动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信用供给的不足也成为当前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可以这样来理解信用的重要性：人类社会经济的每一次进步，都表现为一定的社会信用关系和信用水平的提高。而信用关系和信用结构的不断提升不仅是一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生产关系和谐的重要标志。例如，货币的出现将人类从古老的原始形态推进到了商品经济形态，由于货币关系的本质是信用关系，没有信用支撑的货币运动就是泡沫经济、其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所以，以货币运动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活动，对信用关系和信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什么是信用？从中文字面意思来看，“信”就是“人之言”，也就是“人在说”，所以信用又是一种评价活动。举个例子，譬如大家都说某人很讲信用、人品很好，这种公众评价就有了影响、即公信力。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评价，例如，孔子的《论语》和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一种评价，但遗憾的是这些评价没有能够制度化、缺乏历史连续性。制度化的第三方评价活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例如美国著名的三大评级机构均创立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惠誉（Fitch）是1913年、穆迪（Moody’s）是1900年、标普（Poor’s）是1868年，这是社会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现在，全球有很多机构提供第三方评价服务，比如主权评级、债务评级、个人消费评分等，这就得以把传统的道德伦理约束上升到制度标准和科学管理的层面，从而催生了社会信用制度的诞生。
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37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总量大而不强，经济质量还不够高。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竞争力的增强，绝不能光靠市场规模的扩大来实现。举个例子，目前我国的GDP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我国劳动者的人均绩效和收益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这是为什么？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想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按照以往的发展路径（引进、消化、扩大）和政策范式（放松管制、释放红利、刺激消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投资质量、体制机制等方面改变发展理念和供给方式，走内延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道路，才能摆脱我国面临的“发展困境”。为此，“发展观”的升级是我国未来能否保持平稳持续增长的关键。其实，发展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没有高度的质量意识就不可能有经济运行方式的升级，也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发展结果，质量问题本质就是信用问题。
关注信用，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信用瓶颈。当前，拉动内需的最好办法就是能够让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要解决这个问题仅靠扩大生产、刺激消费、乃至强化法制手段可能都无法直接奏效。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信用制度体系势在必行。
采访者:您认为学界关于信用体系研究的社会意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章政教授: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十多年来，8797威尼斯老品牌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信用学术研究机构，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信用研究和探索实践。其学术贡献在于梳理了信用关系的内涵，明确了信用关系的特征，特别是提出了信用关系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双向反作用”等基本认识。
首先，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实践的特点，我们梳理了信用关系的基本内涵，从三个角度给出了信用定义：第一，信用是一种道德规范。这是从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角度的理解，比如诚实、守信、履约等，这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信用内涵的诠释，是比较广义、一般的信用定义，侧重于道德和意识层面。第二，信用是一套制度安排。这是从信用市场和交易活动角度的理解，比如，借贷关系、风险揭示、信用往来等，主要源于信用服务和第三方评价工作的要求，是比较狭义、专业的信用定义，侧重于市场活动的层面。第三，信用是一种社会形态。这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的理解，比如，信用经济、信用体系、信用社会等，主要源于社会经济运行对信用活动的客观要求，是上述两种信用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更侧重于社会发展的层面。以上信用定义，揭示了我国信用建设内容的复杂性、层次性和多样性，这也是我国社会信用建设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这一区分为我国信用建设实践和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提供了基本路径。
其次，通过研究，我们提出了信用关系的三个基本特征。在现实社会中，不论广义的社会道德规范，还是狭义的借贷关系等，其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信用具有客观性（Objectivity），即信用的对象往往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主体、客观性源于信用主体的独立性。例如，企业、个人、社会组织或政府等。由于不同的社会主体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按照不同的属性、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是整个社会经济有序运行的基础。换句话说，信用的客观性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有序运行，失信现象的危害，首先是对信用客观性的破坏和冲击。第二，信用具有差异性（Differences），所谓差异性是指信用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一定的标准进行衡量。例如，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对个人或对企业信用的差异进行评级评分。在社会生活中，小到一般的是非标准、大到法律标准等莫过于此。信用的差异性是制定信用标准的基础。由于差异性可以通过信用度量和信用管理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如果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和标准，可能就会引起社会均衡的丧失和风险的加大。因此，必须对信用的差异进行约束和管控，这也是开展信用风险管理的依据。第三，信用具有扩散性（Diffusivity），扩散性是指信用问题引发的负面影响会特别深远，它是信用活动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大不同之处，即信用的外部性。通常，一个社会经济问题的影响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当信用问题发生时，往往会潜伏着一系列更为严重后果，此时人们却无法知道问题的边界在哪里。例如，近年发生的不合格食药品事件和质量安全问题，至今仍然让百姓心有余悸，给社会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所以，对信用的扩散性必须采取综合治理和系统应对。
再者，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信用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存在，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双向反作用。所谓双向反作用是指，信用关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很容易受到道德水准和行为规范的影响，如果建立一个良好信用关系的建立，无疑将有助于社会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发展。例如，提高经济主体的诚信意识、营造健康良好的信用环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促进经济活动顺利进行；反之，如果信用环境不佳、经济主体信用意识不高、社会失信现象严重，将会极大地影响甚至破坏正常社会经济活动的开展，有时甚至会引起社会经济发展的倒退和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双向反作用通常是以非均衡方式表现出来的，即信用关系和信用环境经常会在良好（促进发展）和不佳（阻碍发展）两个状态之间摆动，即人们经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则黑”现象。例如，就当前互联网领域的信用问题来看，我们发现，在互联网虚拟空间里，信用的客观性（独立的社会主体）由于网络隐蔽性而变得模糊不清，信用的差异性（各种失信行为）在网络信用标准缺失的情况下会变得难以确认。在此背景下，信用的扩散性（外部性问题）由于网络传播速度极快，一个微小的信用问题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迅速发酵放大，以至于影响到整个社会。
因此，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必须对信用的双向反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信用的双向反作用原理为我们开展信用治理、加快建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采访者: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您如何看待当前信用体系建设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章政教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步伐，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之后，2014年6月以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的颁布为契机，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活动呈现出两个鲜明特征：一是经济发展对建立良好信用关系的要求日益强烈，这集中表现为各类经济主体对市场风险管理和控制的诉求不断增加；二是社会发展对建立一套完整的信用制度的要求日益扩大，这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包括党和政府在内的各类组织自身公信水平不断提升的期待日益迫切。
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的信用建设发展目标。2015年3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接下来，由于社会信用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中的重要保障和长效机制，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许多问题都与信用意识偏低、信用供给不足有关，而提升信用意识和建立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提高社会各界对信用知识和信用体系的理解和认识。
必须指出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诚信传统和历史的民族，但今天与世界上其他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民族一样，都遇到了“诚信缺失”的难题。今天，可以说信用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值得思考的是，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遇到的。为此，首先必须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也会在诚信上出问题？其实，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来看，无论是否冠以什么主义或其他名称，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诚信缺失”的问题。这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关系，即解决生产和分配的矛盾，按照哲学家休谟（Hume）的观点，认知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次元，二者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接下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任务就要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处理和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为建立一个高效、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保障。
古语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被独立提出来并加以探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37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以“厚德载市场经济”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加强社会信用建设、完善信用制度体系不仅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应有之义。
采访者:您在日本留学多年，中日两国在社会、文化及国民心理方面的相似性显然更多一些，您觉得日本的发展经验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
章政教授:中日两国在信用制度方面差异，主要体现在商业伦理和守法程度上。现代商业伦理最基本的内涵是企业对产品负责。在日本，绝大多数企业都会自觉地履行这种责任，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后基本不必为质量担心，即使有问题，企业也会提供保修服务。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差距。曾经有外资企业到中国采购，发现市场中同一种产品有很多种价格，询问原因后得知，最贵的可以保证质量，便宜的则不能。这在商业伦理上是讲不通的，所以中国企业在商业伦理方面还要补课。
日本社会信用的特点是“和而不同”，“和”指的是所有人都遵守法律秩序，“不同”指的是每人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信用经常是“同而不和”，“同”是说人们的个体差异不大，“不和”指的是守法程度千差万别。有人认真履行法律责任，有人则做不到，还有人甚至蓄意进行破坏，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信用问题。
未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一方面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善商业环境，同时要强化企业的商业伦理和公民社会的意识。另一方面，还应该将信用作为新型资源和生产力，从而使信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功效。
采访者:我们知道“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呢？
章政教授: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非常迅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历了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实践，农村经济取得显著发展，但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质量不高、基础不稳两个问题。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与西方国家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不仅拥有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新兴市民群体，即农民工阶层。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要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还必须解决进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即农民工的“二次城镇化”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二次城镇化”过程进展缓慢，质量不高问题具体表现在“半城镇化”和“半市场化”两个方面。
所谓半城镇化，是指在人口结构上，我国目前正好一半在城市一半在农村。按照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城镇化率”计算，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2.6%，即我国已经实现了一半多人口的城镇化。但是，这个城镇化率只反映了一个看得见的城镇化水平，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城镇化水平，那就是已经生活在城市的一半多人口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尽管他们生活在城市，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依然是小生产式的。比如，目前城市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秩序问题、质量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影响的结果。由此可见，“半城镇化”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反城镇化”的行为，暴露出我国城市中“公共意识”匮乏、“市民文化”薄弱的问题，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质量不高”的一个表现。
所谓半市场化，是指在城镇化的实践中，“市场之手”的作用尚不完全，而“政府之手”的影响依然强大。应当看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市场手段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和调控手段，例如，价格、利率、税收、债券等。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阻碍市场机制的东西仍在经常发生作用，比如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保险制度等，其中很多内容是优先市民、歧视农民的差别化措施。这里，不妨称之为“半市场化”现象。可以说“半市场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逆市场化”的行为，它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范式把农民阻隔在城市之外，是我国现行市场制度的一个缺陷，它使得原本已经十分尖锐的城乡矛盾变得更为复杂，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质量不高”的又一表现。
一个良好的城镇化过程需要产业支撑、制度支撑和人力资本支撑。若支撑不足，必将引发各种问题，影响城镇化的基础。例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是不是能真正变成市民，享有市民的生活方式？最初，作为农民，他们的基本需求也许就是有一块地和一个家，生活简单，其乐融融。但是，进入城市后不一样了，需要遵守公共场合的各种约束、像过马路看红灯这些规则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农民进了城之后还是农民，并没有获得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反而可能因为过去的习惯受到歧视待遇。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城镇化才经历了一代人，时间太短但是发展却太快，这导致了上述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我们相信，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城镇化后的农民一定可以成为高素质的合格市民。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两个误区：第一，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转移，还应该包括就业、教育、医疗、治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过程中还有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村庄功能的萎缩等新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第二，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规模的扩大。简单地把城镇化理解为“造城”和土地开发，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规模的扩大，或者叫消灭农村，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城市病的蔓延，耕地占用的加剧，人口的过度积聚等，这些都会动摇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应当引起注意。
采访者:随着最近阿里大举进驻农村金融市场，使得农村金融盛极一时，那么您认为中国的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在哪儿呢？
章政教授:中国农业在四个方面处于很低的水平。第一，规模化的水平比较低，基本为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模式；第二，集约化的水平比较低，举个例子，城市的固定资产标准是1000元，而农村的固定资产标准是50元，这说明农民很少有机械等固定资产，没有农业机械就很难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生产；第三，组织化的水平较低，农民在生产、销售、保险、金融等方面的合作组织发展缓慢，个体农民由于产品数量不多，交易条件不利、很难致富；第四，商品化程度较低，很多农民生产只是为自己吃，没有商品化、更没有标准化。
小规模带来了低收益，低收益加上组织化程度不高，造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低水平。其实从另一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非农收入增加得非常快，农民挣了钱后把大部分的钱存进了银行，但农民很难向银行借到钱。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存款额是贷款额的20到30倍（贷存比），银行则把农民的钱借给了其他产业。因此，我们的政策金融和制度金融相当于一个抽水机，把农村的钱抽到城市或其他产业去了。今后，通过改革农村金融体制、解决农民和农村发展的资金问题，是解决农业现代化的突破口。
采访者:采访最后，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章教授的个人经历，我们知道您曾在国外求学，所以想问一下，您在国外生活，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章政教授: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我在国外生活了12年，当时最深刻的感受是中国与国外的物质生活水平差距的确很大。作为一个学生，感受更加强烈。当时我们出去的留学生很少，特别是第一年，大家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我经常身无分文，而且身边也没亲戚朋友可以求助，后来只得去找老师借钱。第二年，我做了很多课题、拿到了很多奖励和资助，就拿奖金去还钱。老师见我来还钱，特别惊讶，“当初借钱给你就没打算让你还”。其实，老师之所以愿意借钱给你，是因为老师觉得你是个勤奋的好学生。所以说，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在什么地方都有人认可你。
在学术上，日本的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如果留学生的论文是研究本国的问题，老师给出的论文评价和分数肯定会很低。我当时就只能硬着头皮去研究日本问题，日本的学生在日本学了十几年，我也只能去跟他们硬拼。最初，老师给出的修改意见经常整页是密密麻麻的“红色”，后来红色就越来越少了。现在想来，这些努力为后来做研究打下了底子。
不得不承认，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客观存在，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时回国，就是因为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潜力。当时农村和城市各个方面都在改革，我2000年回国后一下子就参与到了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前沿领域。在我们的提议下，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开始起步发展。当时，介绍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国外已经有的，能将外国的经验拿到中国来帮国家发展献计献策，也算是一种贡献。
现在，我们的收入水平、道路交通等硬件设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但物质差距缩小的背后，隐形的差异还是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不一样，我们的市场和法制的关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也与发达国家不一样。各国的城镇化道路、农民现代化道路、农村金融的发展道路是否只有一条？其中的一般规律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发展道路时必须注意考虑的问题。
采访者 高庆昆 8797威尼斯老品牌2014级硕士研究生
李瑞春 8797威尼斯老品牌2014级硕士研究生
王耀东 8797威尼斯老品牌2014级博士研究生
何西龙 8797威尼斯老品牌2015级博士研究生
王昱杰 8797威尼斯老品牌2015级硕士研究生
郭宇宸 8797威尼斯老品牌2015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