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最近三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您对此有怎样的解读？
刘民权：不少观察家和分析者常把我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归功于诸如市场导向的改革、所有制变化、以及采取了出口和外资促进发展战略等因素。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地促进了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但是把全部成就归功于这些因素似乎并不恰当。我们应该问，这些因素（单个地或共同地）构成了我国最近三十年经济成就的必要还是充分条件？如果是必要条件，那么还有什么其它重要因素起了作用？如果是充分条件，那么为什么其它国家没有取得同样显著的经济增长成就呢？事实上，无论是在早于我国，与我国同时，还是晚于我国发展的国家中，有不少其经济更加市场化，所有制结构更加私有化，并且也采用了类似的出口和外资促进型发展战略，但它们的经济增长成就却远不如我国。
一旦深入考虑这些问题，就会渐渐明白，还存在其它起作用的因素，它们并非取代以上提到的诸因素，而是它们的重要补充，也是用于解释我国最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成功和并不那么乐观的公平记录的十分关键的因素。
就我看来，部分原因还须追溯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十年。虽然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和其后的三十年（以1978年为分界线）在发展战略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别，但它们之间也有重要的互补性。具体来说，如果没有头三十年中与土地相关的体制改革和大量的社会部门投资，将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实行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之后，我国实现了如此迅猛的经济增长。
我最近就这些因素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新中国在其头三十年中所积累的大量人力资本，对造就其后三十年的经济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力资本积累包括人们教育水平在头三十年中的大幅上升，以及预期寿命的大幅提高。另外还有与土地相关的制度的改革。同时，我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也对后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公平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
您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构建“美好社会”二者的关系？
刘民权：这实际上提出了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深入研究的人就是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森。他于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发展的目的是使人们更有能力去追求他们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政府需要做的也就是使人们更有能力去这么做。那什么是允许人们去追求他们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的最重要的能力呢？森的回答是：健康、长寿、有知识、体面的生活。道理很简单：只有健康长寿了我们才有可能去追求生活；只有有知识了我们才可能知道应去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和怎样去追求它；也只有能体面地参与公共和社会生活了我们才有可能去真正追求我们想过上的生活。如果我们是这样来看待发展的目的，那么发展并不应该只是追求GDP的增加，即经济增长，抑或经济发展。而首先应该注重的是使得人们更加健康、更有知识、更能体面地参与公共和社会生活。GDP的增加充其量来说只是一个手段，有时候可能还不是一个很好的手段，比如当它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时。森的这些观点是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人类发展视角的理论依据。联合国UNDP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个人类发展报告，对全球有关发展观的讨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发表了它们自己的人类发展报告。
按照这一思路，您认为在未来的若干年当中，中国应当如何做？
刘民权：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切实调整我国的发展模式，二是有效改善我国的公平状况，三是大力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是三方面的挑战，它们其实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首先谈谈发展模式与公平问题。由于我国的经济规模，我们事实上需要走出一条全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道路，同时也需避免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由于我国的经济规模，出口和外资促进型发展战略存在严重的局限。与其它先前成功但规模较小的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中国更需要依靠拉动内需来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就意味着，与其他中小国家相比，我们必须更早，在发展过程的早期或中期，就同时应对收入分配，或更一般地说，社会公平问题。因为，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以外，收入分配也对扩大内需有重要的影响。也许其它较小的经济体可以遵循一种“先增长后公平”的发展战略，即在它们的剩余劳动力差不多都通过出口扩张和外资引进而被吸纳进新的经济部门之后，才采取政策来应对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这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近年来，内需增长的问题已在我国学者和决策者中获得了广泛的注意。然而，对其性质和重要性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国外需求被认为暂时下降了，原因或是因为我国国内外贸政策的调整，或人民币的升值，或受到了近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用一些局部和临时的政策应对就可以了，包括增加政府对基础建设的开支，等等。虽然这些短期措施暂时扩大了内需，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长期的对策则是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的内需缺口并不只是一种短期的现象，而是反映了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
我个人的看法是，需要增加家庭需求，而这也意味着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工资增长，尤其是低收入者工资的增长，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通过扩大相关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率和提高其保障程度也能够促进内需。但是，许多人仍对实施这两条措施存在顾虑。
不少人担心工资上升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影响出口和外资流入。这种担心不全无道理。但是，也必须认识到，继续依赖目前的出口扩张战略的结果很可能是，继续扩大我国的低技术和低价值含量产品的出口，而这并不有利于实现我国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在短期，这样的战略很有可能进一步压低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从长期来看，它甚至会导致国家“陷入”依赖廉价和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的陷阱，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谈谈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旨在发展、实现现代化，并赶上当今发达国家的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人力资本积累更重要的了。没有人力资本积累，就不可能不失时机地去掌握和应用已有的技术，以及加入到现有的全球或地区生产网络中去，更不用提技术模仿和革新，以及最终实现自行创新和进入价值链中真正的高附加价值部分。中国1978年以前的人力资本积累使得她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转变（即学习和掌握已有的技术，并加入到国际生产网络中去）。中国现在似乎已经进入这个过程的第二阶段，即模仿和革新。但是要成功进入第三阶段，即实现自主创新和进入价值链中真正的高附加值部分，还需要比我们已有的多得多的人力资本，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对教育、培训和其它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方式进行更多的投资。也许，它还意味着需要对现有的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培训体系进行重要的制度调整。
尽管直接瞄准教育和培训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还需要其它一系列措施。健康是一个显然的例子。大量研究表明，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对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儿童营养不良对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就有很强的负面作用。事实上，在怀孕刚刚开始后的整个胎儿阶段，这种联系就存在了。这一发现很重要。它意味着如果双亲现在拥有更好的营养水平和健康状况，那将不仅给他们自己，而且也给他们的孩子带来丰富的回报，也给社会带来丰富的回报。
一旦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问题，在教育、健康以及其它社会保障项目上的公共支出就不再是“非生产性”的，即不给社会带来任何回报，而只给社会带来负担。恰恰相反，这样的支出完全能产生深远和广泛的社会效益，只是这些效益有时并不容易被直接确定，因为相关的过程一般还涉及其它因素，人们往往把这些效益归因到那些其它因素上，而相关的支出却是人人可见的。在中国，这似乎成为了阻止人们就政府在教育、健康和其它社会保障项目上提供更多支出达成共识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对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积累关系的进一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