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期间，发源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国蔓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截至2020年2月4日，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438例，累计死亡病例425例，其传播速度和确诊病例数均已经超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因而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担忧和一定程度的恐慌。针对这一状况，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包括湖北省武汉市在内的多个城市实行交通管制，各省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出台疫情控制措施。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20年1月28日及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提出了多项疫情控制和防治措施。随后，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疫情的迅速爆发随即造成了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医疗资源的短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举国上下共同抗击疫情，目前已有近万人的医疗救援队驰援武汉。面对这一来势汹汹的传染性疾病，除了依靠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全力治疗和攻坚克难，更大的难点在于让普通民众广泛加强对疾病的预防，并在出现疑似症状时理性地进行自我隔离、医疗照护或及时就医。然而，从此次疫情的防控情况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在获取健康信息、及时作出判断和调整防控行为等方面的能力还非常有限，各类机构在信息发布、政策协调等工作中也暴露出种种漏洞，这些都为整体的防控局面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也体现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的重要性。
从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健康素养是一种需要长期积累的、重要的人力资本，健康素养的提高不仅能够显著改善个人的健康状况，并且也能使周围人群和整个社会的健康效益得到提升，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从长期来看，健康素养是改善一国人口的健康行为、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我国，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不断加重；同时，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的加速，类似于本次新型病毒所导致的大面积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也不容小视。这两方面的公共卫生风险都对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本次疫情在全国范围的迅速蔓延，是对各地人群健康素养的一次考验，从中反映出很多问题，例如一些人在网络上信谣传谣、在药店里哄抢口罩和药品、不按规定自我隔离甚至扰乱疫情防控工作秩序，等等。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反应了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的不足，也对未来我国在健康教育的投资、健康信息的发布和健康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使基层机构在平时发挥社区健康信息传播者的作用，在疫情爆发时扮演好分级诊疗系统“守门人”的角色。在疫情扩散过程中，由于自身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不足和加剧的恐慌情绪，有大量疑似和轻症患者纷纷涌向大型医疗机构（如三甲医院），增加了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大型医院的防控负担，也将自己暴露于高风险环境中，增加了自己及家人感染疾病的风险。这一现象再次暴露出我国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的长期失衡问题，需要通过分级诊疗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在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各类疾病的日常防控工作中，基层医疗机构也应当提升自己服务质量和水平，与大型公立医院建立起优势互补、协同合作的工作体系，及时做好预诊、分诊、转诊和相关疾病的宣传工作，提高医患之间的交流效率，提升病患的自我管理能力，避免大量的轻症病人盲目涌向大型医院。可以看到，随着本次疫情防控力度的加大，国家和各地卫健委也接连发布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自我诊断评估”和“居家隔离指南”，以提高防控效率，这一举措的有效实施除了对患者自身健康素养提出了要求，也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健康素养水平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加强公共卫生系统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协调合作，加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管理能力，尤其是信息发布与政策协调方面的能力。在疫情爆发和迅速蔓延的过程中，普通民众的恐慌情绪与日俱增，而恐慌也恰恰源于未知，民众在全社会的恐慌情绪中失去了理智，这极大的增加了防控的难度。由于大部分民众对传染病防治的规律不了解，尤其是对这类突发新型病毒，人们需要有一个逐步认识和完善应对的过程，完全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正因新的病毒带有复杂性和未知性，各级公共卫生系统（尤其是基础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更应当加强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这一突发事件。一方面，传染病防控是一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工作，需要大量具备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管理能力的人才，从流行病学的专业角度有效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扩散，并科学有效地应对和控制民众在危机中的恐惧情绪；另一方面，传染病防治也是一项涉及危机沟通、舆情发布、卫生监督、资源调配等诸多工作的系统性工程，公共卫生系统需要与政府各个部门加强合作和信息沟通，全面统筹各类资源，确保危机中民众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不受影响，从根源上给予民众信心，理性和有序地应对疫情的动态发展。
第三，加强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和信息干预。目前，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在未来的10年中，老龄人口所占比例将不断提升，这对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资源的承载力提出巨大挑战。在这次疫情中，老年群体是最主要的易感人群之一，在感染后也往往较容易发展为重症病例。相较而言，年轻群体由于自身健康状况较好、获取各类健康信息和健康知识的渠道更多，有着较高的健康素养，往往能够对各类信息和防护方法迅速甄别、评估并加以学习，较好调整自己的防控意识并降低自己的患病风险。然而老年群体的认知能力和健康水平相对较低，往往无法及时获取最新的防护方法和信息资源。因此对于这类人群，家人、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应当给予更多干预，在平时加大对他们的健康知识宣传力度，开展不同形式的、易于接受的科学普及教育，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水平和应对风险能力。当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发生时，也需要社区机构第一时间与他们保持联系，为他们提供相应的防护用具（口罩、消毒用品等），降低这类人群的感染风险。
综上所述，在此次疫情的严峻考验下，不论是普通民众、基层医疗机构，还是各级公共卫生系统和相关政府部门，都应该切实提升自身的健康素养水平，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并在各个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和信息沟通，提升交流效率，才能更好的应对这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供稿 | 秦雪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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