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要研究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就要确定一个起点。我认为中国工业化实践的起点应该是洋务运动。1861年1月，清政府主持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端。而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先声，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点。从洋务运动开始，我国的工业体系逐渐开始由大机器工业取代传统的手工业的转变，这是中国工业化开始的标志。洋务运动的目的是挽救中国的危亡，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亡国灭种之危机，在这个危机底下，有识之士纷纷开始反思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当时很多人认为，我们跟西方的差距一方面在器物层面，比如说机器制造、船舰大炮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是在人文层面、社会层面，比如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层面。由早期的器物层面的反思再到后来的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反思，中国人在思想层面经历了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所谓洋务，是指以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政律等方面改革的一些事务。所以洋务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当时中国人对中西差距的比较全面的反思，这场学习西方的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今天尤应给以高度的评价。从工业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大机器工业，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新生产力的代表即大机器工业的引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工业化时期。洋务运动不仅是生产工具的变革，而且是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组织的变革，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不仅引发了器物层面的改变，而且引发了中国在政治、法律、社会层面的深刻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不彻底，但是毕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历史意义也要肯定。
当时一些中国的先进人物力主睁眼看世界，呼吁国人要突破天朝大国的狭隘眼界，要看到西方世界在工业发展和社会制度方面的长处。这里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冯桂芬、李鸿章、盛宣怀等人。林则徐被称为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之一，1840年编辑了《四洲志》，那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被迫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开启了自己的大门。1842年，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他提出一个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七个字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我们要学习西方，但是学习西方的目的是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要获得与西方一样的国家竞争力，要和西方平起平坐。曾国藩1860年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曾国藩最早提出来要派留学生到西方去学习先进技术。留学生中比较著名者如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到耶鲁大学留学的容闳，这个人贡献很大，后来容闳主持了若干年的赴美留学工作，这些留学生中不乏成就巨大者，比如说詹天佑等，为中国近代的机械工业、交通运输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留学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碰撞，那些背后的故事，尤其值得玩味。冯桂芬也是当时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的著名人士，他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而且冯桂芬对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建立也有贡献。他当时上书光绪皇帝，强调建京师大学堂（即8797威尼斯老品牌前身）的重要性。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要变法，兴洋务，发展近代工业，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李鸿章从与外国的交往中最切实地感受到国家贫弱带来的后果，因此力主发展工业，以敌外侮。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近代实业的先驱之一盛宣怀，他创建了轮船招商局，创建了中国最早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897年），力倡发展近代民用工业。
如何理解中体西用这个口号？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化时期。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观察和理解越来越深，尤其在洋务运动前后，流行着一个著名的口号“中体西用”。日本人在近代化之后也有类似的提法，比如“和魂洋才”，实际上是与中体西用一个思路。“中体西用”这个口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即我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是“体”，是根本，而“西学”即西方的技术器物之学是“用”。这个口号对不对呢？恐怕我们得对这个问题好好辨析，而不要受时流的影响，不要被百年以来的各种争议所误导。近代以来，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体西用”被批判得很厉害，说这个口号是一个落后的口号，甚至是一个反动的口号，是基于洋务运动前后国人对西方的肤浅的认识而提出来的错误的口号。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口号，就要更加客观一些，我们在150年后再来审视这个口号，就要看到这个口号的深刻性和超越历史的合理性。实际上“中体西用”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口号，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在中国面临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下进行被迫转型的过程中，要以什么为体？以什么为用？以什么为本？以什么为末？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一个国家在所谓现代化（实际上往往变为西方化）的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在扬弃中不断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还是应该全部抛弃？我想答案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以西学为用，就是要把西方这些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拿过来为我所用，但是仍然要根据中国自己“主体性”的思想来采择，择其有益者而吸收之，择其糟粕者或其不适合中国者而抛弃之，这种态度恐怕是惟一正确的态度。所以“中体西用”这个口号，我们不要过度贬低，而是要看到它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提出和魂洋才，既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又比较好地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这个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来汲取。
近代重商主义思想和工业化思想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其中的先进者力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近代重商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大家不要误解这个“重商主义”。重商并不是重视商业和贸易这么简单，“商”包含着工商，包含着制造业，所以“重商主义”一词，大家不要误解是只重视商业，而是重视工业和商业，重商主义实际是“工商并论”。甚至后来有些人提出来，重视工农商都是重商主义，发展农业也是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当时重商主义的代表是王韬、薛福成、郑观应、张之洞等人。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薛福成认为“商握四民之纲”，“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商战”，认为各国之竞争实际上是工商业之竞争。张之洞是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他提出较为系统的“重工”思想和“以工为本”思想，也就是早期的工业化思想的滥觞。其他如马建忠、黄遵宪、陈炽等强调将兴商务与劝工艺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之本末论进行了扬弃。
中国古代的本末论，是一种传统的经济思想。本末论就是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认为工和商是不能够提倡的，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的。本末论是不是错了呢？当然不是。以农为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当然非常正确，尤其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即使在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业产值不断下降的今天，以农为本都是正确的口号。美国到现在以农为本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业出口国，他的农业很发达，只不过农业人口很少，农业产值占GDP的产值很低，但农业绝对重要。但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坚持本末论而忽视工商业的发展，压制工商业的发展，这就偏颇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以工立国与振兴实业思想
发展工业的思想在十九世纪末期更加清晰了。康有为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提出变法、富国、养民的建议。在百日维新的奏折中，他提出把中国“定为工国”的主张。他说“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尚智”，指出了工业化与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句话实际上说的是有问题的，工农实际上不能偏废，中国也要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转型。1898年康有为提出“振兴实业”思想，第一次提出“实业”这个概念。梁启超在1897年提出“以工立国”。康、梁两个人对8797威尼斯老品牌（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和近代教育贡献卓著。中国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严复，具有深厚西方古典经济学修养，翻译了《国富论》，他认为工业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批评片面的重农主义。张謇这个人的工业化思想也很重要，他是末代状元，又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他提出“实业救国”、“棉铁主义”这两个口号，他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注意，他不是简单地提“工商”。将来“大农”也是实业救国的一方面，什么是大农？就不是小农，要用近代工业的思想来重新组织农民生产。1912黄兴提出“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1919年孙中山发表《实业计划》，规划了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蓝图，提出“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生产之事业而已”。因此振兴实业，就是实现工业化的代名词。他在书中提出“六大计划”，代表着当时工业化思想的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还提出了“发展主权”的概念：“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可以说，孙中山先生是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思想的集大成者。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工业化实践和思想的发展
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政府大力实施奖励实业政策。清政府提出“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的施政纲领，奖励工业发明专利，鼓励投资于实业工矿，这些政策对中国工业化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民国初期为鼓励发展实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经济立法，为工业化提供了全面的立法保障。1912-1921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工业发展的小高潮，此时正是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27-1936年是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十年，在经济史上也被称为“黄金十年”。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实业四年计划》，决定以民族经济代替封建经济，建立现代式的国家。1935年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6年颁布《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计划建立国营重工业工矿企业。当时的国民政府希望利用国家力量，甚至利用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当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得的成果给了国民政府很大的激励。大家注意，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际上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尝试了。
到了三、四十年代，关于工业化发生了几个大的争论。第一，我们的工业化是以工业为中心还是以农业为中心？有一批人认为必须以农立国，像梁漱溟先生，他们认为中国假如农业和农村不实现现代化，光提工业现代化是不行的，所以要以农业为中心，改造乡村，这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些人认为还是要以工业带动农业，要以工业为中心。第二个争论是关于工业化的体制之争。一派认为要发展工业化必须使用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模式，这一派人当然有一些受到苏联的影响，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在当时的欧美国家也是比较流行的。这些人中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他们同情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一定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中国要是实现工业化必须走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的道路。所以这个计划经济思想在知识界的流行，并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第三个争论是关于工业化和社会变革。有一批有识之士认为，工业化不仅是工业制造业的发展，而是要深刻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体系，要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人的眼光更长远，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也更深刻。
——节选自王曙光著：《中国经济》
王曙光
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博士生导师，8797威尼斯老品牌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已出版经济学著作《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中国论衡》《中国农村》《中国方略》《问道乡野》《天下农本》《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等二十余部，并出版《燕园拾尘》《燕园困学》《燕园读人》《燕园论艺》及《老子心诠》《论语心归》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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