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6日上午，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H·斯托茨人文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埃坦·伯格拉斯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Joel Mokyr作为“8797威尼斯老品牌高端学术讲学计划”主讲人，在线发表演讲，并与来自全球各地的180余名听众亲切交流。本次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助理教授赵一泠主持，8797威尼斯老品牌历史系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元培学院副院长孙飞宇担任评论人。
Joel Mokyr教授在线演讲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Attitudes, Aptitud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Enrichment”（态度、能力与“大繁荣”的起源）。Joel Mokyr教授用丰富的史料与文献，从文化这一独特视角，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为欧洲繁荣腾飞奠定基础的非物质驱动力。
赵一泠助理教授主持
Joel Mokyr教授首先阐释了他关于如何解释过去400年欧洲快速发展、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看法。他指出，欧洲的主导地位并非在历史上一以贯之，与其说东西方出现“大分流”，不如说是出现了“大逆转”——比如公元1000年的欧洲在生活水平、科技文化并不如同一时代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等地区，然而欧洲从17世纪左右开始却逐渐拉开了与这些地区的距离，形成了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Mokyr教授指出这种差距可以追溯到欧洲在“实用知识”上的领先。他认为，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直到1727年牛顿去世，这一期间欧洲逐渐发展起了某种“态度”和“能力”，它们为“实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正是“实用知识”的丰富使得欧洲取得了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从收入、生活水平多方面拉开了东西方的经济差距。
Joel Mokyr教授课件（一）
“实用知识”的发展取决于欧洲社会在对待知识的态度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两方面。在“态度”方面， Mokyr教授指出，从1450年到1700年，欧洲社会的文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态度”逐步发展：
一是怀疑主义。到1450年时欧洲重新发现并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经典文化，然而在向古希腊罗马经典学习的同时，欧洲人也逐渐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Mokyr教授指出，中世纪时对希腊罗马经典的顶礼膜拜逐渐遭到质疑，随着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在科学理论上不断突破，经典的科学理论不再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乃至《圣经》的文本也受到质疑。他还提到航海发现和望远镜、显微镜等科学器材的发明，这些经验上的进步也促使人们认识到，世界并非是如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描述的那样。Mokyr教授认为，怀疑主义在这一时期的萌发有诸多可能的原因，比如原子化的家庭结构弱化了祖先崇拜、欧洲四分五裂的政治格局弱化了对异端邪说的镇压，以及国家间的竞争促进了对创新的支持等等。
二是开放性。Mokyr教授介绍，早期欧洲就展现出学习吸收其他文明先进知识的开放态度，比如在中世纪时，欧洲向伊斯兰世界学习了风车、造纸和十进制数字，向中国学习了指南针和火药。到了1500年大航海逐渐发展起来之后，欧洲在不断征服、殖民世界的同时，仍然在学习和模仿其他社会的先进技术、科技理论。他以棉花为例，介绍了欧洲从向中东、印度、北美进口棉纺织品，到通过模仿开始自主纺织，直至最后发展出了超越原产地水平的纺织技术的历程。关于开放性态度的原因，Mokyr教授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激励了各国在创新方面的努力。
三是追求新异。Mokyr教授指出，近世欧洲在对待“好奇心（curiosity）”的态度上经过了一次转变。“好奇心（curiosity）”从一种受谴责的罪恶，逐渐变成受到欧洲精英阶层追捧的美德。在当时，精英阶层奖励那些在人文艺术及科学领域做出创新工作的知识分子，并给予他们优渥的待遇。于是，这一时期，欧洲形成了一种高度竞争的“知识市场”，知识分子为了创新、获得名誉而激烈竞争，以争取来自精英阶层的赞助。伴随着这种知识分子圈内的竞争，各种新发现、新想法层出不穷，虽然其中不乏伪科学、假理论，但整体而言，欧洲知识界在拓展知识边界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每一次进步大都及时转化到了实用领域。
Joel Mokyr教授课件（二）
在介绍完“态度”上的重要转变后，Mokyr教授进一步介绍了“实用知识”发展的另一个纬度：能力。他提到，知识的发挥作用的关键还在于将其付诸实践的能力。这一时期，欧洲工匠能力、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实用知识”的增长拓展了现实的实现空间。到了1700年左右，欧洲工匠的技能已经有了大幅跃升，比如能够制造高质量的钟表、望远镜、乐器以及蒸汽机等器械。与此同时，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知识与工匠、工程师的实操技能，二者形成了有益的互补。Mokyr教授认为，欧洲在发展“实用知识”方面的成功应源于“工匠和科学家应该相互交流和合作”的基本理念。
在演讲的最后部分，Mokyr教授展望了未来的科技发展趋势。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能否持续发展，答案仍不明显。一方面我们仍有许多足以支持科技长期进步的有利因素，比如更先进的研究工具层出不穷、对科研创造的激励广泛存在、国际成员间的竞争依然激烈等等。另一方面，科技能否持续发展还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制度和政治环境。最后，Mokyr教授总结了影响制度发展的相关因素，并提出了一系列思考全球制度演进的可能维度。
演讲结束后，李伯重教授首先对讲座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与16、17世纪欧洲文化上的变革同时，中国也出现了思想领域的一次革新，即伴随着江南商贸业繁荣、商人阶层兴起，新儒家思想发展起来，形成了一次与西方世界遥相呼应的“启蒙运动”。但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这场思想革新并非由精英阶层主导，而大多是由那些仕途失意的士大夫发起的。他还由Mokyr教授提出的竞争性的知识市场这一观点出发，引申出东亚范围内的知识交流与竞争。李伯重教授还提到明清政权交替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即清朝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极大限制了创新发展，并且大清帝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也使得对知识创新的需求减弱。他总结到，尽管中国并未自主地发展出近代工业社会，但是中国仍然有一些历史中积淀下来的宝贵的价值与特质，这些价值和特质为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准备了条件。
李伯重教授点评
最后，孙飞宇长聘副教授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点评，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对Mokyr教授的相关观点进行了评述和延伸。他提到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文化的这对关系中，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此做了经典的论述。孙飞宇长聘副教授提到韦伯最著名的论断，即欧洲的历次思想文化变革逐渐实现了对世界、对人类社会的“驱魅”。此外，欧洲与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从而影响着二者的发展轨迹。他还引述了讲座中关于欧洲经历了对古希腊罗马经典从尊崇到怀疑、割裂的过程，孙飞宇长聘副教授指出社会学研究中，除了关注欧洲中世纪、近世与近代之间的差异，也关注这些历史阶段之间的联系。
孙飞宇长聘副教授点评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汪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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