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1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66讲“现代金融革命始于何时何地”通过腾讯会议举办，吸引了近三百人线上参与。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研究所、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贺力平担任主讲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8797威尼斯老品牌副教授邱永志，8797威尼斯老品牌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张亚光，8797威尼斯老品牌院长助理、长聘副教授赵留彦担任与谈人。
贺力平教授演讲中
首先，贺力平提出，“现代金融革命”与“古代金融革命”存在三点区别。一是古代金融具有明确的商业导向，而现代金融同时为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二是古代金融以奴隶主和贵族等为服务对象，现代金融则全方位服务经济与社会。三是古代虽有过多种金融机构和市场，但只有现代金融才同时拥有多样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随后，贺力平教授审视了关于现代金融革命发源地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对于发源于13—15世纪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的观点，他指出中世纪金融的特点是国债（公债或政府债）为城邦服务，银行主要为基督教会、教皇、教区、市政会服务，银行和银行家兼营商业和手工业、大量从事关联交易，海事保险和银行业皆为国际贸易和航运服务，而普通市民所得到的金融服务十分有限。这与现代金融具有明显而重要的差别，因此不能视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对于发源于17世纪荷兰的观点，贺力平教授在回顾学界两种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提出，荷兰金融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虽然荷兰通过公共银行解决“贸易通货”稳定性问题来助力商业和贸易发展，金融工具的服务对象开始转向城市中产阶级，但是荷兰的合股公司仍是政商合一的，其基准利率也不明确。
贺力平教授重点讨论了现代金融革命发源于18世纪英格兰（大不列颠）的观点。他把整个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发生于1688—1750年间的英格兰金融革命（公共金融革命），在此期间基准利率形成、新金融机构萌芽，金融发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做了准备。基准利率形成过程的起点是政府1694年向新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借款，自此从大量借短期债转向借长期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不过，政府融资行为的有关指标数据表明，在光荣革命后至1711年，基准利率并未形成，因为皇室（政府）借贷利率高于民间借贷利率。此后开始转折。1750年后政府借贷利率降为当时社会最低水平，基准利率形成。低基准利率的确立具有三大作用：一是大幅降低政府债务融资成本，二是为各类社会融资活动提供市场化的参考指标，三是破解了工业革命时期英政府长期大量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
结合基准利率形成过程，贺力平教授强调光荣革命并未自动带来政府债务融资利率下降。实际上，英吉利政府是逐渐学会恪守承诺的：通过先后采取债务担保、设立减债基金并定期披露相关财务信息、借助第三方机构作为政府债务代理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借新债还旧债等一系列措施，最终在1750年前后推出统一公债，逐步完成了政府融资利率下降和基准利率形成的关键条件。他进一步重新审视了这一过程中涉及的几个重要历史事件，指出1696年英镑足值重铸或是在政府信誉不足时的正确选择，1720年“泡沫法”在当时实体经济不支持非垄断企业获得相对稳定收益的背景下弊端有限，1694年英格兰银行之创立并非“从天而降”的金融创新，且英格兰银行在1844年“银行法”颁布之后才成为中央银行，此外英格兰地区合股银行之“革命”是在工业革命后期才出现的。
英格兰金融革命的第二阶段是1750—1850年，在此期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走向成熟、相对定型和全面开放，现代金融革命基本完成。一方面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新诞生了两类金融机构：一是商人银行、人寿保险公司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二是互助社（友谊社）、信托储蓄银行、按揭社、邮政储蓄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继“1844年合股公司法”、“1855年公司法”、“1856年合股公司法”之后出现了有限责任公司，普通人满足条件即可开办，特权公司逐步退出各个领域，市场化的企业开办、融资和金融经营方式得以确立。
经过上述分析，贺力平教授以回答他针对理解现代金融革命所提出的五个问题作结。第一，在内涵上，现代金融革命意味着新型金融机构、新金融工具和新金融市场的出现，是金融全方位服务于全社会的开始。第二，充分意义上的现代金融革命始于英格兰（大不列颠），其并非由单一事件构成，而是一个过程。第三，不列颠现代金融革命并非政府有意作为，而是18世纪上半期受困于债务和财政压力的英吉利政府汲汲于寻找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办法的“额外效应”。第四，不列颠现代金融革命具有两大划时代标志，一是1750年前后推出统一公债、确立市场基准利率，二是1850年前后推行公司法改革、实现经济去政商一体和去垄断化。第五，未经事先规划、最初政府和立法者信用不足、1825年前鲜有支撑持续高收益率的条件决定了不列颠现代金融革命的漫长性。
何平教授高度认同贺力平教授的判断，认为在政府财政（国家信用的国债形式）和现代金融关系框架下理解现代金融起源，英国具有重要意义。他同时强调，现代金融与古代金融除了表现为金融行为不同之外，货币形态从实体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其功能也从作为既有生产成果的交易媒介转化为引出未来产出的事前投放；理解现代金融的形成，要关注参与者的人员结构和金融交易模式的变化。特别地，从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关系的历史来看，金融是由实体经济的需求牵引的，主张金融超前发展的观点并没有历史经验的支持。商业信用的工具商业票据引出银行券和存款货币的产生和创造，应当纳入现代金融体系起源探讨的视野。
邱永志副教授结合贺力平教授的论著与讲座内容分享了如何认识并把握从“古代金融革命”与“现代金融革命”演进过程。首先，他十分赞同贺力平教授从长时段、跨区域、广义金融角度追溯现代金融革命的形成过程，并对贺力平教授条分缕析地梳理纷繁复杂的西欧金融史演进过程表达高度的钦佩之情。其次，他提议，如贺力平教授能在“古代金融革命”部分补充中国宋代与明清时期的“金融革命”内容，内容似乎更加完善，同时他还交流了自己关于宋代“金融革命”的相关思考。最后，他还就所关切的现代金融革命中涉及荷兰、英国稳定货币内核问题、现代记账货币体系与传统手交货币体系的各自逻辑问题求教于贺力平教授。
张亚光长聘副教授高度肯定了贺力平教授著作对于国内全球金融史研究的贡献，并指出，贺教授是国内最早明确介绍“金融革命”这一概念的学者，他的著作不仅吸收了全球金融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还对“金融革命”提出了一个正式的概念界定，使其有望在今后的研究中成为一个特指的概念。张亚光进而交流了自己对于在英国发生现代金融革命的看法，提出贸易革命（或商业革命）、工业革命、金融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且与国家能力密不可分。
赵留彦长聘副教授交流了自己的两点思考。一是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时间界限目前均尚难精确，判断孰先孰后还需要进一步揭示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二是当时英国政府公债利率下降背后不仅是还款意愿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款能力问题。公债利率长时间高于私人债务利率的现象也曾出现于中国民国时期，但在“南京十年”时期公债利率迅速下降，其背后主要是是政府财政能力的明显提高。由此导向的关键问题是英国政府的财政能力何以在工业革命之前突然增强。
最后，周建波教授分享了三点体会。其一，古代金融来自商业需求，而现代金融来自政府财政需求，其要点是国家财政和民间金融结合实现的双赢。然而，国家借债建立在合法性暴力的基础上，就对这一权力的约束来看，中国的金融革命仍在进行之中。其二，宋代与英国的金融革命相比，虽形式相仿但动力不同。就在结构上以定额利息的银行业为主来看，中国的金融业还在发展过程中。其三，当前中国的制度建设还存在很多不足，我们在坚定民族自信的同时要虚心向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学习，推动制度之完善，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之活力。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孙淑彬
美编：兮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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