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7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96讲“发现更真的历史：中国计算史学的百年之路与时代使命”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302会议室举行。讲座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卢勇教授担任主讲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军教授，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副主任郝煜长聘副教授、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系副主任季曦长聘副教授担任与谈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
卢勇教授演讲中
讲座伊始，卢勇教授引用萨顿的观点，认为世界正逐步进入一个“科技时代”，科学技术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信息革命”的大背景下，历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吸收信息技术精华、展现强大计算能力的计算史学成为了不可逆的趋势。据此，卢勇教授介绍了讲座的核心问题：信息时代的中国计算史学将何去何从？
卢勇教授从中国计算史学百年历程出发，回溯了中国计算史学的源流与流变，认为中国计算史学经历了一个从“史学计算”向“计算史学”的发展过程。历史学以记录、重建与发现历史的真相为最高追求。有鉴于以描述和叙事为特征的传统治史框架的局限性，以梁启超为先的民国史学家们将历史的真实性与史学的科学化相链接，并于1922年首次提出“统计历史学”概念，践行“史学计算”，是为中国计算史学的滥觞。尔后，计算史学与20世纪50年代于欧美正式诞生。福格尔（R. Fogel）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和数理统计方法，使用大型计算机分析数据，重新研究美国南方奴隶制,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奴隶制在经济上更具效率，但出于道德原因而被终结。福格尔扎实而具有颠覆性的研究名噪一时，引发学界激烈的争论，也标志着计算史学的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量史学之风刮入中国时，西方计量史学已经度过高峰期并趋于停滞，不过也正因如此，国内得以直接学习并接受一个成熟与完整的学术形态。进入21世纪，在“信息革命”浪潮中，中国史学界迎来新的“信息转向”，并产生了真正的计算史学视域。近年来，以计量史学为代表的数字人文越发受到重视，计算史学也早已脱离了量化型史学的畛域，在其视域内至少包含了历史、信息、数理、传媒等多个学术源流。他指出，国内史学界对于计算史学的敏感度不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概念化、学科化的进程较为缓慢。
对于当下中国计算史学的主要发展成果，卢勇教授从史料存储集成与数据库构建、历史文本语料库知识库建设与分析、历史与大数据的结合、可视化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四个方面出发，通过史料数据库、《方志物产》的数智化等大量相关项目介绍中国计算史学在当下的发展。他介绍了清代进士群体社会关系网络、春秋女性人物姓氏统计分布及诸侯联姻关系等计量史学的成果，指出可视化等计量史学手段可以帮助史学工作者快速发现历史数据中隐藏的关系、特征及模式。卢勇教授认为人文科学传统研究范式常因证据不足而沦为一家之言、自说自话，而计算史学将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客观、精确、可验证等特点引入人文科学的研究，使碎片化的历史知识系统化，使隐性化的历史知识显性化，形成区别于前人的新的研究范式。不同的范式带来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结论，体现了计算史学的价值。
最后，卢勇教授展望了中国计算史学的未来。他首先反思了中国计算史学的发展。随着中国计算史学的发展，与乐观者所期待的“一场新的更为深刻的史学变革的降临”不同，中国计算史学至今还未出现具有轰动或“破圈”效应的成果或发现。技术性、应用性、专门性的文章多，有深度的原创性、综合性研究少，计算史学的“交叉”优势并未真正显现，计算史学的热潮反而有所“遇冷”。此外，卢勇教授指出，技术的质性作用在于让历史学新增了一套量化方法论，即在原有的“问题驱动”之外还可以采用“数据驱动”的方式开展史学研究，但是不可忽视技术的局限性甚至“双刃剑”的一面。计算史学作为史学，需要历史想象力和创造力，依然需要作为史学研究主体的“人”。他谈到，未来的计算史学将是融通文理科的大历史“学科”，历史学的边界将不断扩张并有望打破文理科的界限；未来的计算史学将成为贯通宏微观的整体史“学术”，基于大数据计算能同时带来具体数据的“微观”发现和长时段的“宏观”发现，籍此可以实现微观与宏观研究的统一与互证性；未来的计算史学将是汇通东西方的中国史“话语”，计算史学严谨科学的方法有助于中国特色的话语、学科体系走向世界并产生较大的影响。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与谈人进行了交流点评。李军教授引用了顾颉刚等“疑古学派”的观点，指出中国古代史中或存在层垒造史的现象，历史的书写常常受到来自政治等多方面的干预，计量史学在恢复“真的历史”方面存在突出的意义。黄仁宇认为中国古代缺乏数目字管理，有学者驳斥这一观点。总体上，中国古代的经济数据非常难得，但留下的一些宝贵数据也成为了经济史学的利好。李军教授认为现在部分计算史学研究中存在一个为了量化而量化的误区，史学研究不能丢掉人文科学的精神与基础。他认为应该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结构和深厚学养的新一代学人，让历史学在学科交叉中继承和发展。
郝煜长聘副教授赞同卢勇教授通过计量史学“把古话变为人话”的观点，肯定产出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对学术传播有重要的意义。他结合自身最近进行的关于清代央地财政关系与地方官报灾行为的研究指出，史料往往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但经济史学者依然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还原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因果关系。此外，郝煜长聘副教授从自身观察出发，认为目前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学家的资料往往还不能够很好地结合，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往往需要另起炉灶自行收集数据。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资源还存在巨大的整合、合作空间。
季曦长聘副教授指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范式研究历史，其意旨都在于更好地还原以文字或数据为载体承载的信息，量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工具而非目的。她引述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物理学化”的经济学发展路径是一种权宜之计。人工智能可以做出符合格律的诗歌，但是却会被人一眼发现出自于机器之手。历史学需要人文关怀与想象力，这种人文精神是否用量化工具来表达有待于商榷。况且数据也出自于人之手，在历史研究中人的主体性无法被排除。季曦长聘副教授援引人文医学发展的例子，提出对于量化方法的谈论应该“就工具论工具”，计算史学的发展应超出工具本身而依然充满人文关怀。
最后，周建波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以下几点：第一，研究工具在历史学研究中是重要的，正如近代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学习技术器物向学习制度价值观的转变，计量史学等新研究工具的发展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和价值观。第二，历史学的目标在于求真、求善、求美，而求真正是实证研究的任务。中国古代出于管理庞大帝国的现实需要，存在数目字管理的量化的倾向，但同时也存在为尊亲者讳、春秋笔法的价值观的倾向，而从宋代起，价值观的倾向占了上风。第三，研究要有国际化、时代化的方式方能掌握话语权。同样的研究与研究结论，所采取的研究方式不同，其接受度与影响力可能相差极大。因此，应该采用前沿的研究工具来研究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量化的研究工具能够带来新的问题、新的分析方式、新的结果、新的启发。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武泽豪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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