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
（8797威尼斯老品牌资源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带动下，日本首先走上了复兴和高速经济增长的道路，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伴随神武、岩户和伊奘诺三个景气周期，日本保持年均9%以上持续高速增长周期长达二十多年，由此不但确立了日本在亚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得东亚成为继西欧、北美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中心。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经济在20世纪60至90年代也开始加速，并因此带动了整个东南亚经济的发展。
根据历史数据可以发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都持续了20年左右，并且高速增长期内的年平均增长率也都比较接近，即都在9%左右，但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规模(人口和经济总量)越大，走出高速增长期后，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也就越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35年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周期，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持续的时间都远超东亚先行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对应，经济减速的规律会随着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的延长而表现的越强烈。要使一个经济体保持尽可能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正是各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想要实现的目标。因为只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才能最终根本性地缩小发展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当然，如果没有产业结构的改变，那么持续的经济增长将是不可能实现的。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这种巨型经济体的持续高速增长如果没有发生相应的经济结构转型，那么就很难实现国家经济地位的根本改变。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别是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是一国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体现。1978年以前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的高度指令化使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经济中蕴藏着大量的产业结构红利。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轨经济所释放出的产业和区域结构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按照国际严格的工业化标准，2010年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指数为0.666即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三分之二，该工业化指数水平略高于泰国0.633和印度尼西亚0.596的发展高度，该发展水平不但远低于世界主流发达国家美国14.147、英国10.530、法国14.480、德国13.184和日本11.669的水平，而且也大大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4.718和新加坡7.071的水平。从国内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数据比较来看，我国从1998年开始，工业化进入加速提升阶段，1998年至2005年年均工业化指数提升3.5个百分点，以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我国将在2023年完成工业化，比国家设定的2030年完成工业化战略目标提前7年；2006年至2010年年均工业化指数提升6.4个百分点，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速，按此速度计算，我国将在2015年完成工业化；1998至2010年整个工业化加速进程，年均提升工业化指数4.7个百分点，按此计算，我国将在2017年完成工业化。综合考虑上述三种计算结果，我国应该在2020年左右完成工业化，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最佳黄金周期将从1998年开始，持续22年左右。
国内主要省市在产业结构高度方面呈现明显的三个阶梯的区域差异性，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工业化指数都大于1即已经完成工业化，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指数介于0.5和1之间，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指数介于0和0.5之间，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差异性将使得我国工业化加速进程呈现此起彼伏的发展态势，如此一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周期即使在2020年左右完成工业化后，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截止2013年已经经历了持续35年高速增长后，会不会无法打破东亚增长极限，而陷入不可持续的东亚增长模式中呢？克鲁格曼在1994年所指出的不可持续的东亚增长模式与我国1998年之前经济增长模式是比较类似的。不过1998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逐步降低而净技术进步效应则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由此可见，从1998年开始，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对于中国而言也就已经越来越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实现我国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此外，1978年改革开放至1998年这二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所特有的产业和区域结构效应即资源从效率低、增长速度慢的产业和地区向效率高、增长速度快的产业和地区转移所形成的结构效应，而1998年之后我国经济在资源基本按市场原则达到生产力边界配置要求下，进入了以全行业和全地区效率提升为基础的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该持续加速阶段将持续22年左右。
在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中产业驱动机制的产业分解研究方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驱动力也有了大幅提升，其总指数仍然与第二产业相距甚远，其演化成为国民经济源动力的发展历程仍然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国民经济的源动力无论在工业化初期还是中期，始终都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而且经过长期发展，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驱动力也有了比较大幅度的提升。
我国转轨经济的发展特征使得本应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才显示出对国民经济主导和引领作用的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和石油加工等重化产业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就与该阶段特有的纺织等轻型主导产业一样，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由于我国转轨经济发展特征所导致的工业化初期重化产业和轻工业双引擎驱动机制，以致我国整个工业化进程不但在产业结构演变，而且在加速发展周期上都要比西方历史轨迹来的快速和复杂。事实上，我国无论是工业化前期还是工业化加速时期，都是由重工业为主导，在重工业超前发展的背景下，逐步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轻工业快速发展，并在新世纪逐步让位于重工业主导的发展历程。
从最新的数据研究发现，一方面我国工业化加速进程中工业内部已经发生从纺织业和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等轻工业向化学工业等重化产业的逐步转变过程；另外一方面，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进程中虽然仍依赖于以化学工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为代表的传统重化工业，但是一些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已经在我国工业化加速进程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充分显示出我国工业化加速进程是与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调整是相同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