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学系教授）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5年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35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2010年则是一个标志性年份。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人均GDP第一次（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中国到了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上和经济发展上出现的问题，也确实需要深刻地反思。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主要是短缺经济基础上的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大，我们长时期里采取的都是适度紧缩的宏观政策。而从1998年下半年以后一直到2010年10月的这十多年中，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衡的最大威胁主要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加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影响中国，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对中国产生了更大冲击力。相应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以扩大内需为重点，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过去分阶段出现的，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乏力这样两个不同时期分别出现的问题，如今同时聚集到了中国经济当中来。这种聚集同时发生，使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难以选择：宏观政策是扩张还是紧缩？这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
从统计数据来看，通货膨胀并不明显。按说中国应当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近些年我国通胀率大都在3%左右，甚至低于3%，为什么我们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感到这么大，整个社会从政府到居民对这个通货膨胀的预期值的担心程度为什么这么高呢？
关键在于其形成的原因不同以往。一是反危机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通胀滞后性。我们前一段时期实施反危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投放了大量的货币。到2012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97.4万亿元[1]，而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为51.9万亿，从广义货币供应量存量和GDP之比来看，我们可以说是严重地超出了合理的水平。而到了2013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已经为107.7万亿元[2]，已经超过100万亿，同比增长14%以上，至少高于名义GDP增长率4个百分点。超额的货币投放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是货币投放出去之后，冲击到物价有一个时间差。经济危机越深刻这个时间差可能来得越长，但是最终总会产生冲击。从影响程度看，现在这100多万亿的货币供应量，据估计对于中国通胀的拉动作用应该在50%略强。二是经济增长中的成本上升。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能源、动力、原材料等）的成本都在上升，如果效率提高得慢，这些成本就会进入价格。根据测算，目前物价上涨的压力大约接近50%来自成本的推动，这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期。三是国际市场输入的因素及国际收支失衡。2013年的商品进出口总额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3]。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国际市场价格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就使得国际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的影响非常大。再加上国际收支失衡使我们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现在已经超过了3.6万亿美元。在我国现行的外汇结汇制度下，这又造成了大量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已经成为我国货币发行存量迅速增加的首要原因。
这些因素都是结构性的和深层次的，短期里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靠总量调整是控制不住的。
经济下行看起来也是一个伪命题。这几年金融危机这么严重，中国经济保持年均8.7%左右的增速，虽然从统计数据上似乎看不到经济增长下行，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是担心的，关键在于能否从根本上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先看投资需求。中国的投资需求的数据很好看。2008—2012年，连续五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名义）。增长率很高，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投。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第一没有市场效率，第二不可持续。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就有可能导致投资需求不可持续，关键是市场力量不活跃，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新力不够，在原有产品结构不升级的情况下，投就是重复建设；小企业需要投资，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2010年10月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二季度连着7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那次还长，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当时是连续5个季度）。再看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可以从宏观、结构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低的，平均每年是14%左右，但是我们为什么担心？主要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导致了居民购买力的增长有可能受到限制。在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上看，如果以财政收入、资本盈余和居民收入来看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个部门的收入增长，增速最快的是财政收入，34年增长率是18.8%（按当年价），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比GDP慢三分之一。这几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占的比重几乎每年都要下降一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比重逐渐降低，当然消费增长就乏力。从结构上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失衡，导致了国民收入结构的失衡。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是36%，而产值比重只有9.8%。在初次分配当中，36%的人在分9.8%的产值，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差了三倍多，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结构的失衡，制约了我国购买力的增长。这个矛盾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从微观上看，在城镇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近些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国际警戒线水平以上，虽然2008年以后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收入差距扩大必然降低社会消费倾向。
技术创新力不够，制度创新力不够，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宏观、结构、微观各层次的扭曲，消费需求难以持续旺盛的增长，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下行，从总量失衡看，数据上看好像都是伪命题，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的问题。
长期发展问题，通常发生在供给领域，而供给领域中出现的长期矛盾和问题靠短期需求管理往往是难以解决的，要靠结构升级。结构升级看起来首先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但制度重于技术，它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提出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系统性的。我们提出的改革总目标，在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努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包括国家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中国特有的执政党的建设和完善，这些方方面面的制度安排，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这些方面的制度安排最要紧的原则就是权利、责任和利益要对称。改革是权利的再分配，更是利益的再调整，权利的转移和利益的再分配要防止的一个漏洞，就是权利、责任、利益三者转移的时候不同步，如果不同步，给了一部分人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其他方面）的同时，在制度安排上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去约束他们的权利，如果一部分人光有权利而无责任，一定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而那些承担了责任的人却没有得到利益。如果国家治理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权、责、利不协调，一部分人光有权利而无责任约束，一部分人光有责任而无利益刺激，那么，这个制度既无秩序也无效率。
我们讲中国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在制度建设上，让制度和责任，让责任和利益协调起来，均衡起来。当然，在这里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具牵引力的，是各项改革的重点。我们这次特别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决定作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两条，一个就是在资源配置上，效率原则第一，市场就是效率；第二是法权原则，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没有身份，没有特权。追求效率为首要的目标，以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为出发点。一个起点和一个目标，起点公平竞争，目标是效率，这就是所谓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里讲的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讲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资源配置主要是微观问题，即竞争领域中的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问题，宏观问题和其他社会领域不是市场起决定作用，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个方面，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制改革，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在宏观领域应该要起到决定性作用。在充分市场竞争和有效的政府调控这两个车轮的驱动下，中国结构转型才能稳定的开展，中国真正的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才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