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大体可分为追赶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处于追赶阶段时，发展目标相对清晰，如铁路、公路、发电站、能源、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等。从技术上看，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学习和借鉴。由于发展目标相对清晰，可以使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系集中物质、人力、融资资源实现大规模投资，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会很快。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阶段后，会进入市场前沿阶段，或者说进入创新型经济发展阶段。在创新型经济发展阶段，没有什么现成的技术可以学习了。如典型的创新型国家美国那样，需要强大的科研力量和投资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更需要风险资本和高新科技结合起来开发新产品。与追赶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对明确相比，在创新型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点不再明确，不知道哪个企业、哪些行业会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从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增长点、技术突破点不确定的情况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分散投资风险，换话句话说也就是不能再集中物质、人力、融资资源（即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等手段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那么如何实现分散投资风险呢？创新型国家如美国的做法是允许大量的非国有高新科技企业出现和发展，更重要的允许大量风险资本投资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另外，创新很难，因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如美国经济增长率大多在1％到3%之间。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层出不穷的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从制度安排角度看，就是中国需要拥有允许、鼓励、支持创新型企业家涌现并发展壮大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能否建立鼓励和保护创新型企业家大量涌现的机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期兴旺发达。在建立和健全保护市场竞争和创新的社会经济金融制度安排，如允许、鼓励、支持技术创新型企业家的涌现发展壮大，也允许大量的风险投资银行家在寻找有利可图的创新型投资项目。
日本制造业之所以未能转型，主要原因是经济金融体系被少数巨型企业所垄断，而且这些少数巨型企业在横向和纵向经济链上盘根错节，与此同时，企业家才能的匮乏（Glenn Hubbard and Tim Kane (2013), 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产业升级不断，只有站在生产前沿的企业家才能洞悉瞬息万变的变化，因而需要把引领产业升级换代的任务交给千千万万个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门。也许其中的很多某些企业家会犯错误而被市场淘汰，但是只要少数企业家感悟到并抓住国际上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技术和方法，这些少数先进的企业家就能引领一个走向创新。
（作者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学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