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公穷一时，教育不公穷三代。”党的十七大以来，教育被列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之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但造成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异常复杂，推进教育公平涉及诸多利益格局的调整，上至高考名额的地域分配，下至教育经费的分配落实，千头万绪，绝非易事。
时下公众对教育不公口诛笔伐之余，常常有一种论调：科举时代“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人人皆可为尧舜”，而今天的北大清华，农家子弟贫寒子弟越来越少见，世风日下，今不如昔！另一种论调则认为高考制度和科举制一脉相承，都是压抑人性，培养奴才，导致中国出不了领军人才，所以应该废除高考制度。那么科举制究竟是不是实现了广泛的教育公平和高度的社会流动，和今天比起来如何？而高考制度是不是应该为应该为高等教育不公平和绩效低下负责。应该用实证的态度研究，用数字来说话！进一步地，我们应该分析科举制度的种种细节，总结、借鉴和吸取可用的经验教训。
实证研究表明，虽然科举制度提供了预设（ex-nate）平等的考试机会和由此带来的政治参与机会（通过层层选拔成为天子门生），但是并不能改变不同阶层面临的起跑线不同这一事实，也导致科举带来的“实际”（ex-post）社会向上流动极为有限。科举制度下，各级财政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接近为零，虽然四书五经获得的成本很低，但是要达到参加最低一级考试的水平，需要大量时间和财力的投入。教育基本上由是私塾提供（家庭聘请老师）；部分宗族通过族田和学田，给族内贫寒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也有慈善人士创办义学，但毕竟是少数情况。据估计，晚清虽然男性的识字率只有30%，而只有10%的男性达到了参加最低以及考试的水平（相当于初中毕业），2%通过县一级考试成为秀才而有资格参加乡试（跻身绅士阶层）。所谓官学（各地府州县学）则只不过是地方政府对秀才的管理机构。另有研究表明，清代的进士寒门子弟（包括旁系上三代之内无秀才及以上功名）的比例在20%左右。也就是说，80%的天子门生来自2%的绅士家庭！更不用说，女性没有权力参加科举考试，也没有权力参加社会活动，识文断字只是为了更好的相夫教子。
作为对比，建国后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阶层在8797威尼斯老品牌学生的比例为从1952到1955年的20%，提高到1995-1999年的36%；同时工农阶层的人口比例从90%下降到80%，虽然工农阶层在北大学生的比例低于其人口比例，但比起科举制还是有了很大的提升。究其根源，基础教育的逐渐普及，是这一“无声革命”的主要动力。科举制下，专制国家面对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受制于其财政能力的低下，没有也不可能给社会各阶层提供广泛的基础教育。
但是科举制度框架内的一些合理成分和分配原则，推动了教育公平，影响了今天高考制度的设计，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研究。首先，学额（进士、举人、秀才的名额）的地域平衡一直以来是统治者最精心考虑和设计的问题。中央政府对政治中心地区（京畿）和政治边缘地区（西北西南和东北）给予更多照顾和优惠，比如云南、贵州、陕甘和奉天的学额占总学额的比例高于其识字人口占全国识字人口的比例。其次，在分区学额制之下，“冒籍跨考”的“高考移民”虽然长期存在，但在各种限制政策打压下规模有限。第三，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一级政府为少数民族设置专门学额，比如给贵州的苗民和陕甘的宁夏府（回民）较多的名额，使得少数民族更容易通过科举考试，为他们投资教育提供更高的激励。最后，对于移民较多的地区，一级政府为移民设置专门学额，以化解移民和土著在争夺有限学额方面的冲突。笔者的研究表明，那些受到照顾的省份，其科举表现（殿试中的排名）出现了不断改进的长期趋势，这说明落后地区在人力资本方面逼近发达地区。
反之，随着科举的废除，民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把教育决策的主导权完全交给地方。由于缺乏学额制度的配置作用，民国的教育不平等远高于科举时代：地域内各阶层教育不平等的情况改善不大的同时，地域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大大恶化了。而建国后的高等教育政策则恢复了科举的学额制度这一重要杠杆。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一招生、分省配额、少数民族降分录取都体现了国家对教育资源加强控制和重新分配的意志。而户籍制度使这些政策的实施成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彻底杜绝了“冒籍跨考”的可能。文革十年废除高考，导致人力资本遭受重大损失，影响的不仅仅是被耽误的一代人；恢复高考，解放的也不仅仅是一代精英分子、改革先锋，它带来的是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升。最近，教育部推行了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考生、贫困考生、少数民族考生比例的一系列举措，从短期来看，可能导致学生平均质量的下降，但长期来看，将改善上述弱势群体投资教育的激励，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并非以短期的效率损失换取短期的公平，而是以短期的效率损失换长期的效率改进，功莫大焉。
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塑造了中国人对人才选拔的看法。钱穆认为中国人传统上有三种认可的地位获取方式：血统、打天下、考出来的。血统者，魏晋隋唐以来，已荡然无存；打天下者，以武力胜，非社会常态；考试者，不看出身，不看膂力，让知识成为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合法渠道。不管是科举还是高考制度下，考试机会至少对所有人具有“形式上”的平等。这种潜在的文化意识不可低估，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归根结底，高考制度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绩效低下的真正症结，在于作为教育供给者的大学之间，由于没有自由准入（free entry）而缺乏市场竞争。让优质教育资源进入教育市场，然后把这些资源在高考制度的框架内对于不同阶层进行合理的分配，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路径。
（作者系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
济学系助理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