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博士后）
2016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同时勾勒出未来“十三五”期间发展的蓝图，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深化改革是动力，实现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时目标，而金融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全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很有必要厘清当前形势，明确现实问题，制定合理战略，有效推进金融领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一、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分化
全球经济弱复苏，走势出现分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交叉感染风险上升，对我国影响的风险增大。一是全球经济活动和需求持续减弱。反映国际贸易和经济的领先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费指数创30年来新低，较2015年初下降38%。二是发达经济体稳步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分化明显。美国的复苏势头相对良好，但劳动参与率低、制造业疲软。欧元区经济发展仍受通缩、公共债务等因素拖累。拉美、非洲、中亚等地区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表现较为低迷。印度、越南等国则加快宏观政策调整和改革力度，经济有所反弹。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交叉感染风险上升。一些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债务负担急剧上升等问题，对国内外金融环境变化更加敏感，再加上地缘政治冲突，交叉感染风险上升，不排除“黑天鹅”事件发生。国际复杂形势增加了国内稳增长调结构的难度，不仅直接影响出口，也对国内工业品价格、利率、汇率等造成影响，并给国内宏观以及“一带一路”等政策带来挑战。
国内经济运行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转型升级效果初现，但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需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化解。截至2015年12月初，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八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70%-80%，亏损面达80%，去产能、清退“僵尸企业”任务繁重。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收益下滑与债务高企并存。2015年1至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同比回落2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9%。
总体看，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和再平衡期，经济弱复苏、政策分化、走势分化趋势明显，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交叉感染风险增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加大了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难度。国内经济处于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新常态”的方向和路径将进一步明晰化，未来经济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金融市场不仅要做新常态的适应者，更要做引领者，通过深化金融改革，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服务经济新常态，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方面持续用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二、制定有序、长远、稳健的对外金融发展战略
一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以及自贸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打开了我国对外开发的新局面。要鼓励和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跨境贸易使用，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范围，减少贸易双方对美元的依赖，降低我国进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切实提高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及金融要素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人民币双边互换机制的规模、范围和层次，深化本币使用的国际合作，引导和助推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和储备的重要货币。
二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面对美元目前的国际霸主地位，我国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决定基础，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长期跟踪战略”，关注美国等重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保持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适当比例，维护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相对坚挺的基本态势。同时，根据“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我国须对诸多金融政策目标进行排序，按照渐进、自主、可控原则，统筹协调，在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稳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三是审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新常态经济环境下，通过“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政府主权类金融机构的设立和走出去，带动和促进金融市场跨境互联互通；以及扩大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投资，通过金融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化解过剩产能，都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为防范风险，还是需要有清晰的目标指向和正确的时序安排。可借鉴我国经常项目自由兑换过程中以“有条件可兑换”作为过渡阶段的经验，加强对资本项目兑换进程的有条件管理和必要性把控，做到审慎稳步推进，依托国家雄厚的外汇储备，在外向型经济深化的同时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防止短期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给我国经济金融带来冲击。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规则制定。积极介入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平台，参与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的修改与制定；与周边国家地区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联系机制，加强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建设，主动探索以合适方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全球组织，提升国际平台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三、制定稳定、高效、安全的对内金融发展战略
一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重点解决当前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改善金融市场结构，大力发展股票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健全金融体系，发展现代金融和民营金融，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健全融资担保体系。打破框框，创新服务，改善信用环境，缩短链条、减少不合理收费，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增强实体经济服务能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行业、新兴产业、中小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
二是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完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和定价能力。推进金融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加快民营银行的发展，打破垄断，鼓励竞争。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发展普惠金融，扩大小微和涉农贷款，改进和加强“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与自主创新相适应的风险投资体制机制。借鉴美国硅谷风险投资的成功模式，完善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建设，促进创业板、中小板市场的健康发展，引导新三板及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规范发展，使之成为科技创新的孵化器、技术进步的成长摇篮，满足小微、高科技、民营等各类优质成长企业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推进股票注册制改革，着力提高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制度亲和力和灵活度，使之能够切实承载各类优质成长企业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成为经济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发动机。
四是持续健全风险防范体制。新常态下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宏观调控重心转向防控系统性经济风险。需要综合运用金融等各种手段，建立健全化解风险的体制机制。重点加强对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等重点风险监测、排查和整治，控制信托理财、抵押担保、贸易融资和民间借贷风险，遏制矿产资源集散地、房地产风险集中区、违法金融集结带等重点区域性风险。
总体上看，新常态下，对内对外改革开放都将呈现更高水平。但统筹对内对外两个大局，我们需要坚持“早上手、晚撒手”，“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场赛”的原则，牢牢掌握金融资源配置主动权，优先发展本土市场，提前练好内功，积极应对市场开放和国际竞争压力，站在历史高度，提升国家经济金融核心竞争力，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