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
最近，企业税收负担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调查发现，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企业家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李炜光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如果让企业都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都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就中美两国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并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
其实，要求减税的呼声很早已有之。别的不说，笔者在2004年就曾呼吁过减税[i]，但直到现在减税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企业的税收负担依然很高。在我国，对企业实行减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是因为：
一、税负是轻还是重看法不一样
“死亡税率”的说法遭到了官媒和相关部门的联手反驳。《环球时报》2016年12月21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同一天，一位税收权威人士发表文章称，“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事实上，我国宏观税负近些年来一直稳中有降，特别是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的陆续出台，企业的税负大大减轻。”他提供了一些数据：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年我国大口径税负（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2012-2015年我国中口径税负（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23.4%，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5%；2012-2015年我国小口径税负（税收收入占GDP比重）18.5%左右，并逐年下降，而2013年发达国家为25.9%，发展中国家为20.4%。[ii]这是巧妙地将数据作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解读。
其实，对他选择的2012-2015年数据认真分析下来也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第一，小口径税负（18.6%、18.6%、18.5%、18.2%）虽然有所下降，但降幅很小，每年只有0.1个百分点；第二，中口径税负（23.3%、23.4、23.5、23.3%）先升后降，基本持平，没有下降；第三，大口径税负（28.2%、28.6%、28.8%、29%），逐年上升，每年0.2个百分点；第四，中国大口径税负扣除了土地出让金，如果加上土地出让金32，547亿元，2015年税负是34%左右，这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企业负担不仅在于税收，而且还要考虑到政府收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测算，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其中企业缴32%，雇员缴8%），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iii]
企业缴费项目太多。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光他们公司就要交500多种费，2016年从1月到11月份，已经缴了4000多万元。针对娃哈哈反映的情况，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委托浙江省等25个省(区、市)财政、价格及其他有关部门核对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的缴费情况，并采取与企业座谈、查账对表等方式逐笔核对。经过初步核对，该集团2015年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缴费金额7412万元。本文且不讨论核对得全面准确与否，一个企业缴费即使只有317项也实在太多。其中已经缴纳的很多费用不应该由企业来负担。例如，计量检定费属于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虽然是国家批准设立的，但应当加以清理废除。质监部门进行货物检测等具有普遍性质的服务，并非什么“特定服务”，其所需要的成本费用是普遍性的税收；对此，社会成员已经通过税收进行了支付。其实，计量检定费有点类似于警察查酒驾时收取酒精含量测定费，不应该另立名目重复收取。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还举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作为例子。国家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在职职工人数1.5%）的用人单位，按其差额人数征收保障金。格力有员工8万人，要安排上千位残疾人就业才能免缴保障金，由于安排的残疾人数不达标，格力每年都要缴纳数千万元的保障金，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二、减税方案很难得到各个部门都同意
减税可以为企业摆脱发展困境，是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措施。但是，减税的直接效应是降低财政收入。目前，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已经下滑，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都需要财政提供资金加以支持，财政税收部门想方设法抓增税，对于减税之事不积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减税的力度如何设定？如何做到既减轻企业的负担，又不至于大幅度降低财政收入，这考验着减税方案设计者的勇气和智慧。
现阶段企业负担问题错综复杂。减税从征税开始减还是从缴费开始减？从实体经济减起还是从虚拟经济减起？从大企业减起还是从中小微企业减起？对于这样复杂的财税体制改革，由财政部来做顶层设计，但涉及国家治理不是财政部一家能解决的，而需要各个相关部门一起协商、共同推进。由于涉及很多部门，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案，而又得到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认可，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三、减税操作困难重重
减税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多少年来大家都呼吁减税，但喊了多年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减税当然是对的，但就怕落实，因为它不好操作。[iv]
我们近几年说的“结构性减税”常被解释为“有减有增”或“有增有减”，最终结果是减税还是增税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不少减税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因为各种阻碍，效果大打折扣，摊到企业身上的实际利好并不明显，企业对减税这种改革“红利”的获得感不强。
以“营改增”为例。经过多年的方案设计磨合，2012年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始实行营改增试点，2016年5月全国在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行业全面推开，逐步实现对所有货物、服务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全覆盖，并要求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全面推开后，提供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税率为11％；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7％；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的跨境应税行为，税率为零；除此之外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税率为6％。此外，增值税征收率为3％，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营改增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2016年将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企业反映税收出现了不减反增的现象，同时更换税票统计还增加了系统设备成本和人力成本等。
后来，税务总局的领导同志也承认，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出现税负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投资周期、资本构成、管理情况、政策熟悉程度等多种因素都会产生影响。税制改革很难做到在同一时间段内所有企业税负都是降低的。
四、总结：应该实行减税政策
减税有利于稳定国民经济增长，是供给侧改革的“牛鼻子”，更是当前面临严峻转型压力的中国经济所亟须的改革红利。虽然减税的方案设计和实际操作难度很大，但我们不要知难而退，而要迎难而上，减税降费和税制改革的时间表应该越快越好。而如何让减税政策灌溉到点，更好地让企业享受到减负带来的好处，增强减税这种改革红利的获得感，是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环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7年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要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认认真真减税，实实在在降费，带动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但是，如何实行减税降费呢？
要让社会真正感受到减税的好处，最直接的办法是从我国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入手。要加快增值税改革步伐，简并并下调税率。可以将增值税的两档基本税率（17%和11%）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11%以下的水平，比方说10%左右；两档低税率（13%和6%）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低于6%的水平，比方说5%左右。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增值税率的大幅下调可以有效地起到宣告效应，让减税政策更加明显，也让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力。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也有减税空间：比如，特朗普政府准备将美国的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１５％至２０％的区间，我国企税的最高税率也可以降为15—20%；我国小微企业的标准认定可以进一步放宽，同时结合调低税率或者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为企业减负；我国可以考虑加大科技企业经费税前扣除，延长亏损企业的抵扣时间，等等。
“降费”方面也值得重视。我国现阶段的各类政府收费、政府性基金等都有调降的潜力，而且这样做对规范政府收入秩序、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有好处，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例如，社会保险费的费率太高，应该适当降低，将企业缴纳的费率从工资总额的20%降低到10%左右。财政应该与有关部门研究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要逐一分析，没有必要存在的就取消；有必要存在的也应该研究下调的力度；与此同时，在财政部网站公开中央和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财税部门要依法依规收税，努力把各项支持企业发展和增强企业活力的减免税政策落实到位。对各种收过头税的行为，一经发现，必须依法依规对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严肃查处。组织收入再困难，也不能逾越这条红线。
参考文献：
[i]Wang Dashu：“Tax burdens in China（中国税收负担问题）”, in Fraser and Xu (eds.),China in the New Era，RMIT Press, Melbourne，2004
[iii]吴秋余：“社保不是万能的”，《 人民日报 》，2015年01月10日04版。
[iv]高培勇: “减税，话好说事难做”,《小康》, 2016(1):1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