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客观环境的重要研判。这一战略研判，离不开对中国所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趋势的准确把握，为我国保持战略定力应对中长期发展面临的结构转型问题提供了稳定预期。在准确理解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着力处理好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就业与物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规模、传统基建和信息基建五大关系，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一、从世界经济产业发展趋势看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
从近几十年世界经济产业发展格局来看，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全球各行各业制造基地逐渐东移，中国正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制造基地。我们梳理了19世纪后期以来历史上全球制造业基地的转移进程，发现迄今为止全球制造业基地共经历了五波转移，主要涉及从欧洲到美国到日本，再到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然后再转移到到东南亚，最近一次则是转向中国。制造业基地转移，空间上大体呈现了从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西部的亚太地区转移，时间上则表现出转移的间隔不断缩短的特征。
通过对世界制造业基地，即以英法德为主体的西欧地区，以美国为主体的北美地区，和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亚太地区的数据整理，我们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欧的制造业增加值为8415.68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为19.2%，北美的制造业增加值为11163.2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为25.6%，亚太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为7014.29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为16.2%；2017年时，欧盟整体的制造业增加值为2.52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为18.6%，北美的制造业增加值为2.34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17.5%，亚太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为6.03万亿美元，占世界份额为44.7%，其中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为3.59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26.6%。这表明，制造业基地的转移现象存在且还在不断发挥作用，仍旧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研判准确而深刻。
二、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
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7年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高达9.65%，人均GDP增速高达8.5%，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2017年翻了34.5倍，同期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翻了23.8倍。与此同时，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1990年，中国GDP为8296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2.2%，占美国的9.15%，占日本的17.72%，占德国的32.3%；2017年，中国GDP为12.24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15%左右，占美国的63.1%，日本的247%，德国的326%。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始终没有改变。从产业高度化的视角来看，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指标目前刚刚越过1，而全球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都大于10，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该数值也普遍大于5。从单位劳动力产出角度看，根据我们的整理计算，中国整体处于美国20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韩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进一步细分到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来看，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还相当漫长，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压力十分艰巨，第三产业提效空间依然十分广阔。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积攒了雄厚的“家底”，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但没有改变中国仍旧处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这一发展阶段定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动力转换蕴藏的巨大潜力仍有待发掘，中国仍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
三、处理好五大关系，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第一、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的关系。我们判断，目前中国的综合发展水平与60年代中期的日本和80年代初的韩国相当。从日本和韩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之后的表现看，人均GNI数据显示，日本从1970的2000美元增长到1980年的10000美元，韩国从1998年的10000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0000美元，而两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都从之前高速发展阶段转向中等增速，平均年增长率只有5%左右，这其中关键在于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人均收入的跃升。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稳中向好的基本局面不会改变，但受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短期波动和反复不可避免。因此，以“年度目标”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中长期发展方向和短期经济增长目标方面要综合平衡，两者的纽带就在于顺势而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中长期发展固本强基。
第二、就业与物价的关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国家层面提出经济增长率区间调控，即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为6%-6.5%，这反映了政府在就业与物价目标之间的一种权衡取舍，一方面2019年城镇要新增就业1100万以上，这需要至少6%的底线增长率；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要控制在3%左右，这需要上限增长率要控制在6.5%左右。增长预期目标的区间化调控策略，使得中央和地方在完成发展目标上更具弹性和活力，为相关领域改革措施的深化和落实留下了必要的空间。
第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2018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引导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加强了重大项目储备，统筹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铁路营业里程超过13.1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超过2.9万公里，高速公里总里程达到14.3万公里。今年财政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0.2个百分点；财政赤字2.7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83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9300亿元。这表明，在打赢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条件下，相对于货币政策面临预期或传导机制的不确定性问题，财政政策具有更强的预算约束效力，能够实现更直接的结构性支出调控和更精准的资金投放操作。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规模的关系。2018年压减粗钢产能3500万吨以上，退出煤炭落后产能2.7亿吨，一大批“散乱污”企业出清，工业产能利用率处在较高水平。政府报告提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推进钢铁、煤炭行业市场化去产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不但是对前一阶段去产能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也明确了市场化改革方向。通过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立、降”为主攻方向，持续改善供给关系，不但不会导致市场规模缩小，还会因提供了与不断多元化的需求相匹配的高端供给，释放了更大的市场潜力，从而为供给质量的改善提供稳固基础。
第五、传统基建和信息基建的关系。2018年，新增高速铁路运营里程4100公里，新建改建高速公路6000多公里、农村公路30多万公里。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计划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公路、铁路、水运等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并未下降为经济转型做好了前置准备。根据我们对全球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中美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领跑者。2017年世界互联网公司市值前10强被中美共享，而根据研究智库埃森哲的预测，到2020年数字经济将拉动美国GDP增长2.1个百分点，新增421亿美元产值，拉动中国GDP增长3.7个百分点，带来527亿美元的新增产值，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因此，牢牢把握数字经济领跑者的地位，为传统经济赋能，为新经济增效，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5G基站、公共智能终端、城市综合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经济格局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虽有一定时滞性，但会逐步释放未来中国的增长潜力。通过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等规模部署，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并推进研究制定新时期“宽带中国”战略，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提供必要基础。
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精准研判为中国推动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环境和阶段判断，具有“稳预期、安人心、保定力”的重要意义。相关研究（刘伟，范欣，2019）预测，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3万美元，顺利步入高收入国家，2035年人均GDP将达到3.15万美元，进入现代化低级阶段。这表明，未来二十年内仍是中国爬坡过坎大有可为的时期，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就业与物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规模、传统基建和信息基建五大关系，扎实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