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第三部分“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中第七条强调“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并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现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该报告既总结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成效，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更表明了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参与、贡献和领导的责任意识。
现阶段，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归纳起来，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一方面，资源环境生态约束将进一步加剧。从时间上看，未来资源短缺一定将成为常态，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内矿产资源的开采寿命急剧缩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期制约将逐渐转变为长期制约；从空间上看，由于近些年来天然气的短缺、城市建筑用地的制约、水资源的匮乏、空气污染严重、生态功能退化和人居环境恶化等因素无时无刻不在警示着我们的生态红线，而且表现为从生态资源差的区域扩展到生态资源好的区域；从种类上看，为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短缺资源的种类将逐渐增多；从强度上看，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地球再生的能力无法满足众多人口的需求，一直处于生态赤字之中。随着资源需求的日益增长与人均资源量日益减少之间矛盾的不断加剧，自然灾害将变得更为频繁，直接经济损失也将会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我国生态文明实践滞后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又滞后于先进的理念。尽管自实施“一退三改”政策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观，但生态系统格局亟需调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待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生态空间遭受不合理的挤占，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导致了湿地、湖滨、海岸带等自然生态空间不断减少，濒临甚至超过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二是由于一些基层主要领导干部无法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表面上积极宣传环境保护，但实际上并未对招商引资的企业进行环境影响上的筛选和评估，甚至为了眼前利益对一些重污染企业放任自流。这些现象都严重地违背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绿色发展的理念。
鉴于以上两方面问题，我认为应该从多层面全方位加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在经济层面，经济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改变传统的财富观。过去的“发展”被简单地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过去的“财富”被简单地等同于物质资源的占有，于是消耗越多、生产越多、占有越多就成为了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由此必将导致人类对于自然的无限索取、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对环境的严重破坏等现象，人与自然相对立从而爆发生态危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个体的全方位发展和内涵提升，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友善。
其次，在政治层面，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体制，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报告和党章中，将其作为国家重大的政治问题，以及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应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治理，确立他们的职责、权利和义务，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三，在文化层面，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一是要在社会范围内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呼吁在现代化建设中，全民重视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二是要认识到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支撑，认清生态文明建设理应是对之前文明合理可取的因素加以传承和发扬，如此前文明中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各种文化传统。三是用文化的力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加大新闻舆论宣传，加强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大众文化建设，营造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气氛。
第四，在社会层面，要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提倡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只有杜绝有损于生态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才能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只有走绿色发展道路，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循环经济，倡导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才能保证生态平衡，环境友好，社会和谐。
最后，在法治层面，要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法律法规建设，避免出现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全面加强了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但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比如在有毒化学物质污染防治、环境生态损坏赔偿、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仍存在制度空白和无法可依或执法不严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企业作为污染防治主体，必须依法履行环保责任。改革创新环境治理方式，对企业既依法依规监管，又重视合理诉求、加强帮扶指导。”鉴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环保刚性约束不够，党的十九大提出“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可见新时期对增强环保刚性约束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外，还要引入市场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通过合理定价和其他的经济手段，让资源环境作为主要的市场要素参与市场的调节和竞争，以提高资源能源转化率，减少排污。建立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继续开展绿色信贷、排污权交易及转让等市场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