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富裕”要求“做大蛋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则要求“分好蛋糕”，优化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李克强总理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能力”，说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在2021年8月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经济政策及其变化是影响收入分配的众多因素之一。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早就受到中央银行家和学者们的关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早在1998年就指出，货币政策具有收入分配效应；伯南克也认为，适宜的货币政策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降低社会分配不均的现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曾在2001年指出，中国的利率政策会影响收入分配状况。
中央银行应积极关注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可能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目标和优化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整体一致，但是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功能性收入分配和规模性收入分配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不利影响，作为公共政策的货币政策应尽量避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二是货币政策的效果会受收入分配结构的制约。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会影响经济中的整体消费率，如果一国经济增长强劲但收入分配失衡，这样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增长，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努力也会事倍功半。从提升货币政策效果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也值得关注。
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效应的复杂性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复杂、作用存在时滞、政策类型和工具多样、施策环境多变，这些特点决定了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效应的复杂性。
一是货币政策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的整体影响难以确定。货币政策可通过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利率、汇率贬值等变量影响收入分配，传导渠道也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具体有储蓄再分配渠道、投资组合渠道、工资异质性渠道、金融参与渠道等。在分析一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时，我们很难将货币政策影响收入分配的所有渠道都考虑在内，多渠道共同影响的综合效果也难以准确地测度和衡量。
二是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存在差别。首先，传统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传统观点认为，旨在降低通货膨胀和稳定总需求的传统货币政策有助于长期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状况。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和资产价格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而可能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此外，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渠道和最终影响也存在差别。
三是货币政策的作用时滞及周期特征也影响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货币政策效力的发挥存在作用时滞，对不同中间变量产生冲击需要的时间不同；这些变量再通过各种渠道或快或慢地影响收入分配，并且可能通过连续的传导对收入分配产生若干轮影响，如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变化并影响收入分配，资产价格的变化会引发资产组合的调整，从而再次影响资产价格变化和收入分配。另外，货币政策在长期中对实际变量的影响很小，加上货币政策本身也存在扩张和紧缩的周期变化，因此，从较长的时间周期来看，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会被抵消。
四是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受制于不断变化的施策环境。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货币政策本身的特征，还受制于货币政策实施时所处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特殊的宏观经济环境、其他公共政策的特征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初始分配状态。不断变化的施策环境带来了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效应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分析该问题的难度。
综合以上因素可知，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政策工具、不同施策环境而有所差别，它既有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增加，带来马太效应，也有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减少，改善收入分配。针对具体国家特定时期的实证分析对理解货币政策收入分配的具体效果而言至关重要。
我国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效应的特殊性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转型期特殊的经济和金融结构可能对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收入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存在较大差别。
一是存在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首先，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金融资源配置呈现出非均衡特征，国有企业凭借政府的隐形担保，无论在直接融资体系中还是在间接融资体系中，都能相对更容易地获取金融资源。二是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金融资源配置也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特征。相对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地区和东部地区更容易获得金融资源。在货币政策扩张的过程中，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地区居民的获益出现明显差别，从而可能加大收入分配差距。
二是存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201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是中国经济转型期存在的三大失衡（其他两大失衡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之一。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球位于前列，与此同时，金融业又存在一定程度的脱实向虚现象，扩张性货币政策投放的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并增值，没能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助益，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是存在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是扭曲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房价高速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拉高房价的同时，也加大了不同城市之间的房价差距，从而使大中城市拥有住房的人群从货币扩张中获益更多。同时，房地产业占用了较多的金融资源，也使实体经济部门处于相对不利的发展地位。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拉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是存在较大的地区发展差距。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和金融发展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对金融产品的购买和持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无法使所有地区同等程度受益，东部沿海地区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实施之后会占用更多的金融资源，对金融产品的更多持有也会使东部地区居民从资产价格的上涨中更多获益，从而拉大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增大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促使货币政策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由于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收入分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应在关注货币政策本身的目标、探析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效应的基础上，发挥货币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重视下述方面的工作：
第一，继续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控闸限流，避免“大水漫灌”。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应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和节奏，保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既要避免流动性不足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总量，又要防止流动性过多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加大对特殊领域的支持力度。2013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屡有创新，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MLF、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等政策工具在定向引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促使信贷资源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三农“等更有活力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影响了不同领域、不同人群能够获得的金融资源，在稳定我国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货币政策应和其他政策紧密配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调节收入分配需多种公共政策工具配合，其中，财政政策是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进行调整的最重要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尤其应注重和财政政策的密切协调配合，如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式相似，我们应重点关注结构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对象有无重合、有无仍存在空白的领域、如有重合如何协同发挥政策的最大效力、两大政策中哪一政策更有效率等问题。
第四，经济改革是解决经济转型时期结构性失衡、优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效应的根本。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结构性失衡对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产生了重要影响，要优化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应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当前我国存在的三大结构性失衡环环相扣，是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问题的综合反映。只有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经济改革，才能实现新的动态均衡，货币政策在收入分配过程中才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宋芳秀
经济学博士，8797威尼斯老品牌金融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国际金融、货币政策、资产定价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供稿：8797威尼斯老品牌科研与博士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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