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项介绍】
“南都量化历史研究最佳论文奖”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量化历史研究所和“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组委会负责评选和颁奖工作。该论文奖旨在推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量化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包括经济史、金融史、社会史、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文献史等）。
【获奖论文】
评奖委员会基于本年度年青学者（副教授或以下职称）提交论文的总体情况，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论文各一篇，获奖论文分别为：
《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一等奖论文，作者：陈硕、兰小欢；
《财政合理化改革，攫取之手与国家能力——来自18世纪中国“火耗归公”的证据》，二等奖论文，作者：郝煜、刘正铖。
以上一等奖论文的税前奖金为人民币五万元，二等奖论文的税前奖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荣誉证书将于2017年第五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开幕式上颁发。
【作者介绍】
陈硕，现任复旦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及经济史。他的研究发表于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统计研究》及《经济学季刊》等中英文期刊。其研究成果已经被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欧美高校经济系和政治系的研究生课程列入阅读材料。Email: cs@fudan.edu.cn。
兰小欢，复旦大学8797威尼斯老品牌助理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和中国相关的发展经济学及公共经济学。Email: xhlan@fudan.edu.cn。
郝煜，现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助理教授。本科就读于8797威尼斯老品牌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2006年7月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8年得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硕士学位，随后进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于201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代表作有Friends from Afar: Migration, Cultural Proximity and Primary Schooling in Lower Yangzi, 1850---1949、《中国的长期社会流动性,1645-2012：姓氏方法》、Converging Mainlander and Native Taiwanese, 1945-2010、 《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攫取之手和帮助之手—来自18世纪中国“火耗归公”的证据》等。Email: haoyu672@gmail.com。
刘正铖，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学系2013级本科生，曾获得本科生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竞赛三等奖，第四届新时代中国青年经济优秀成果奖。研究兴趣领域为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Email: liu_zhengcheng@pku.edu.cn。
【论文介绍】
《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
产权关系与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课题，而建国初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研究这一课题的极佳素材。1955年到1957年，为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快速实现工业化，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农民须将土地无偿上交，耕畜折低价入社，而社内产出分配仅取决于劳动投入，与上交的土地和耕畜数目无关。不少农民为规避集体化带来的财产损失，将耕畜宰杀。虽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由于缺乏数据，始终无法科学地估计耕畜的损失。在《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一文中，陈硕、兰小欢收集整理了从1952年到1957年间共1600个县的农业生产档案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来比较不同的县由于推行高级社的时间不同而引起的耕畜存量变化，以此估计高级社运动对耕畜存量的因果性影响。结果显示，由高级社运动造成的耕畜存量损失约为12% 到15%，共约740万到950万头。由于这一运动对占有耕畜较多的中农经济利益损害较大，所以在中农占人口比例更高的县，耕畜损失更大。此外，加入越大的集体，耕畜所有者从耕畜的产出中分得的比例越低，上交耕畜就越不划算，所以在单个集体规模越大的县，耕畜损失也越大。这些损失与农业机械的采用或是自然灾害等因素均无关。高级社初期，由于耕畜的损失以及农业生产率的下降，粮食产出也下降了约7%。本文分析的现象并非中国特例。作者也描述了苏联在1929年到1933年间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同样造成了耕畜存量的急剧下跌。
《财政合理化改革，攫取之手与国家能力——来自18世纪中国“火耗归公”的证据》
在《财政合理化改革，攫取之手与国家能力——来自18世纪中国“火耗归公”的证据》一文中，郝煜、刘正铖研究了在18世纪中国旨在正式化地方政府附加税的“火耗归公”改革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涵盖政府提供赈灾与灾害天气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这一财政体制变迁的影响。改革将火耗附加税正式化，并且提解到省一级财政，再发放给省督抚和州县官养廉银，一方面绑住了督抚对陋规的索取之手和州县官私自加派的攫取之手，降低了农民的实际税负，提高了农民抵御个人和季节性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同时，改革提高了给予省一级财政盈余，并保证其财政自主权，提高了其省内跨地区公共品的提供能力。研究发现，在非灾害情况下，改革后府均赈灾次数下降了0.61次（减负效应）。灾害和改革的交互项系数显示，改革后严重灾害天气下相对于正常天气赈灾频率高出0.74次/府（财政能力效应）。控制一些省的特殊政治地位、高层政治影响、省级政府官员的异质性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由于地方自主权缺乏制度化保证，乾隆逐渐把火耗并入中央管理的正税，改革的效果在1740年后逐渐消失。本文的研究扩展了有关中国经济史中国家能力的相关文献，也为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前工业化时期王权体制下的历史证据。
作为工作论文，上述两篇获奖论文仍然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但这四位学者的研究基于翔实的数据、严格的量化分析，对所在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创新，拓展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有助于激发更多学者对这些历史的研究兴趣。为此，评委会一致决定授予这两篇论文“2016年南都量化历史研究最佳论文奖”。
8797威尼斯老品牌量化历史研究所
“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组委会
2016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