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全面爆发，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一次春节体验。由“走亲串友过大年”到“宅家就是做贡献”，团聚变隔离，线下转线上，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起伏，每个人都切实付出了代价。经过两个多月从上到下渗透到社区和家家户户的严防严控，我国疫情终于得到缓解。3月31日，中央指导组发布声明，认为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在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这段时间，新冠疫情发生了全球性的蔓延，其态势远超人们的预期。早已超越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节奏，两个月足以让剧情翻转。至今，全球累计已有近百万人确诊，累计死亡人数接近5万，而且这些数字还在快速地每日增长。我国疫情防控重点转向“输入型病例”，在真正有效的疫苗开发成功之前，这似乎注定是一场常态化的持久战。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一方面，它强有力地提醒我们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十年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下，经济、健康、文化交流已是不可否认的趋势，各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很难独善其身；但另一方面，它也展现了不同国家、人民应对同一危机时所表现出的差异性。
作为疫情率先大规模爆发的国家，我国积极地向其他国家介绍防疫经验，并伸出援手。很多网友也喊其他国家赶紧“抄作业”。但事实上，纵观多个国家应对疫情的方式及其走向，这并不是一道可以照搬答案的题目。已有一些文章从国家运行体制等诸多方面分析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无需赘言。身为风险管理与保险领域的学者，笔者尝试从风险认知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应对新冠疫情措施差异的合理性。
理论上可以从不同角度对风险进行分类，比如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主观风险和客观风险、基础风险(fundamental risk)和个体风险（particular risk）等。其中，静态风险是指由稳定不变的客观外部环境所产生的风险，而动态风险是指随着社会和环境变化而动态变化的风险。新冠疫情作为一种流行传染病，显然属于动态风险。也就是说，它的概率和严重程度与患病总人口、密度，以及医疗资源匹配度等多个外部指标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它在不同国家的死亡率也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它是一种动态风险，甚至是动态变化非常快的一种风险，这导致人们形成对于风险的合理认知更加困难，因而会出现政府官员说法前后不一，“打脸”的窘境。
从另一个角度分类，主观风险是指由个人感知到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风险。它与个人的风险规避程度、信念有关，并不一定具有确实的依据。而客观风险是指可观测、可量化的不确定性。对于新冠风险，客观风险是基于披露出来的数据不断完善的。而人们所认定的主观风险一定程度上基于客观数据，但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宣传口径和羊群效应。一些国家不检测或者不披露相关数据，因而民众所感受的主观风险就很低。一些在海外的华人和当地人对于疫情防护的级别相距甚远，有人感慨老外不怕死，即便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总统签署了居家令，依旧拖家带口不做防护逛公园，而华人大都老实蹲在家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华人更惜命，而是大家接受到的信息是不同的，所理解的主观风险存在差异。早先一些国家将新冠与流感等同，造成了民众防护意愿偏低；而群体之间的羊群效应也导致大家惯性地低估风险。
最后，从基础风险和个体风险的角度来理解新冠，也是阐释各国政策差异的重要渠道。个体风险是指社会中一些特定的个体所面临的风险，比如车辆事故、财产盗抢等，它只会影响部分个体，也是保险容易承保的风险。与之相对的，基础风险是指影响到整个经济体或者大量人群的风险，比如战争、通货膨胀、失业等等，它成为了系统性风险，也是保险不易应对的。新冠显然属于基础风险，它对于全球经济甚至每个个体都产生了切实的影响。但是同时，风险对不同个体存在异质性，比如对于老年人而言，新冠死亡率格外高，而不具有基础病的青壮年的死亡率则很低。从个人层面来认知风险，对于很多健康的年轻人来说，新冠可能是一个低危害的风险——即便具有一定被传染的概率，但是潜在的危害也许并不大，因此，不做太多额外的防护是合理的选择。但是，从集体层面来认知，这样的个人理性选择会导致负的外部性，也就是客观上加剧病毒在人群间的传播，使得基础风险大增甚至失控。当患病人数超过医疗系统的负荷能力时，死亡率也会大幅上升，造成社会恐慌和经济停滞。新冠风险也就变成了一个“高频率、高危害”的风险。在风险管理的领域，这类风险必然需要更加严厉的手段来应对，即全力规避，这也解释了我国从一月中开始始终严防严控的因由。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结果存在不一致，这是造成风险认知在不同国家差异化的基础。
除此之外，文化也是影响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我国具有更加深远的集体主义传统，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个人主义，更有利于实现抗疫过程中合力，消除负面的外部性。我国深厚的家庭观念、敬老尊老的文化，也促使我们做出符合国情的选择。
新冠疫情所具有的动态风险属性，人们对于风险的主观评判，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背离，使得各国以及各国人民对于新冠风险形成不同认知，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态度。而随着风险认知的不断更新，希望各国能交出解题思路不同，但都是正确答案的“作业”，也期待全球社会经济能够早日恢复正轨。毕竟，在这样的时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博士，8797威尼斯老品牌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研究员、8797威尼斯老品牌精算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太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会理事。
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包括健康保险、小额保险、风险管理等。曾获得国际保险学会(IIS)第48届年会最佳论文奖、8797威尼斯老品牌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人文社科类一等奖、8797威尼斯老品牌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第四届金融教学优秀奖、8797威尼斯老品牌第六届（2017年度）科研优秀奖。在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ssues and Practice、Health Economics等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供稿 | 姚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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