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8797威尼斯老品牌博雅特聘教授孙祁祥应邀出席了9月3日到5日在青岛举行的2019品牌人物青岛之旅暨品牌年度人物峰会青岛论坛。在论坛上活动中，孙祁祥教授与青岛啤酒董事长黄克兴、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等进行了对话。孙祁祥教授在和黄克兴董事长对话时，谈到了她早年发表的一篇与企业家有关的文章。这篇创作于32年前的文章，今天读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特此原文发布，以飨读者。
当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后, 探源日本成功秘诀的著述层出不穷。各国各界人士见仁见智, 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在此当中, 日本本国著名学者、官厅学派的代表人物金森久雄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他认为,没有企业家, 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增长。
何谓企业家？
有人说，具有“ 经营之神” 称号的、专门致力于企业经营、并卓有建树的企业领导人就是企业家；有人说，使生产诸要素得以运转、并使其组合方式不断创新的组织者就是企业家；有人说, 自主地做出经营决策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人就是企业家；有人说，为别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就是企业家。
上述各种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最能代表企业家本质特征的就是创业、实干与改革。或者可以这样说，企业家就是创业家、实干家、改革家。
企业家是创业家
“企业”—ENTERPRISE，在英文中是事业的同义语。这种事业尤指“需要勇气才能承担的”。正因为如此, 企业家被视为富有进取心和创业精神的人。
被德国报界称为“计算机无冕之王”的海因茨·尼克司道夫白手起家，靠RWE电器公司投资的三千马克和一个地下室开始创业，三十年后，成为整个欧洲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安徽省安庆市的“孙超公司”1983年初成立，经过三年苦战，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一千多万元自有资金的综合性开发公司，产品打入十二个国家与地区。
三百年前爆发的工业革命，摧毁了古老的农业社会，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使人类突破了几千年的停滞状态。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大批新型企业的建立和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很难想像当今世界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企业家会是什么样子。对企业家具有永久魅力的创业活动, 使人类自身日趋完善。
企业家是实干家
20世纪初, “塑料之父”比克兰发明了一种具有稳定、万能等特点的新材料，引起制造商和企业家们的注意。没过多久，这种新材料就被广泛应用在烤箱、电源插头、汽车分电器盖、收音机线圈、飞机仪器旋纽上，整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塑料工业成为庞大时消费文化的支柱。
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在今天，人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已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从劳动对象、加工方法到工艺流程以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交换，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它不仅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材料供科学研究运用，而且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要科技专家去探求。
因此，社会生产既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基础，又是推动它加速前进的动力。科学技术发明只有在被运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才会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而企业家作为实干家，就充当着把实验室里的发明搬到社会这一广阔天地里来的角色。正是由于企业家的参与，科学技术才得到如此飞速的发展；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发明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才加快了从一种较低级的社会生活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生活结构转变的速度。
企业家是改革家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企业能量的大小，实际上代表着该国经济实力的强弱，而企业的兴盛，又离不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后者的全部内容——引进新产品、运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开发新资源，组建新产业，无疑就是一项新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效率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提高了有限资源的使用价值，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需要。
历史唯物主义在谈到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大都强调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可否认，杰出的政治家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历史前进，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劳动成果，对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不把企业家包括在杰出人物范围之内，至少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缺陷。缺乏企业家的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没有企业家的创业、实干、改革活动，人类社会就会永远停滞在一个时代。
据报载: 北京一调查所在统计八千名青年的答卷时发现，在你“最羡慕的人”这一问答中，政治家、战斗英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体育明星、企业家等各阶层人物均有不同程度的得票数。其中政治家得票百分比最高，为40.92%，企业家得票百分比最低，仅1%。
1%的得票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家在中国地位的低下。在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当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是青年人最为仰慕的职业，从事一项轰轰烈烈的创业、实干、改革事业被认为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最好途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去向，首推企业界，其次才是政府部门。据日本有关人士说，如果在日本挑选一百个真正领导和影响日本的精英人物，恐怕政治家不会超过十个，日本社会中的大多数优秀人物都进入了企业界。而中国青年学生的择业目标则恰恰相反。企业领导人要想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其出路大都也是改入仕途，这一事实与我国经济的振兴和改革急需大批企业家的现状形成了对比度极强的反差。
首先，实现经济的全面振兴离不开企业家
经过三十多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差距仍然是不小的。据世界银行1986年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为三千一百八十三点一亿元，人均三百一十美元，居一百二十三个国家中的第一百零二位。
庞大的产业大军、几千亿元的固定资产，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当然是我们缩小同世界发达国家差距、实现经济全面振兴的强大物质基础。但如果没有企业家对现有经济资源作最佳合理的配置，各生产要素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要实现经济全面振兴，还必须建立起新的产业部门（特别是新的主导产业部门）；把科学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开启通向世界的大门，加强同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这些无疑都离不开企业家的创业、实干与改革活动。正如当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根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的形成不过是经济增长的诱发因素，而企业家的创新才是自发因素。进步的步伐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与其说是由于自然资源，不如说是导因于经济体制和人民中企业家资源的丰富程度。
其次，千百万就业机会的创造需要企业家
发展经济学认为：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而就业机会年增加率较低，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一般是比较严重的。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存在着人口多和就业机会增加率相对较低的问题。尽管几十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种种努力措施，但就业压力仍然很大。为了减少公开的待业现象，我们不得不采取两个人的工作由五个人来干的做法，使“在职失业”问题相当严重。据统计，“七五”计划期间正值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高峰，有三千万人需要安置就业；现有企业中约有一千五百万名富余职工需重新安置，还有约一亿二千万农村劳动力将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如此庞大的待业人员如果仍然安插在现有部门和企业中，必将加剧在职失业现象，导致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为日后经济的发展设下障碍。
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如果说，最近评选出来的一百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为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一部分提供了就业机会的话，那么，通过一千名、成千上万名“优秀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不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吗？如果说第三产业的兴起，是“六五”期间城镇劳动就业取得重要成就的契机的话，那么，“七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的劳动就业就有待于三大产业的全面发展。而这个历史重任当然责无旁贷地要由企业家来担当。
再次，经济改革的成功有赖于企业家
在经过几十年反反复复收权放权的改革实验之后，中国领导人终于认识到：“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细胞，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旺盛，整个国民经济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企业的发展具有勃勃生机？目前，不少学者已从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外部环境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我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无疑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不仅在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人救活一个厂” 的众多事例为我们的命题提出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从事实上来说，企业家本身就应当是企业之魂。这就如同乐队指挥是一支乐队之魂一样。离开了指挥，乐队无法奏出一首和谐的交响曲，没有企业家的决策、组织、协调、控制等活动，企业的生产经营都无法正常进行，当然更谈不上所谓活力了。
中国企业家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企业家的地位, 无足轻重。这就是中国现实生活中一支极不和谐的旋律。
事实上，1%的得票率是同企业家本身的短缺和力量的弱小相联系的。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找出一千条理由来论证企业家在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长期的产品经济实践使人民群众既看不到真正的创业家、实干家和改革家，更看不到他们所能起的作用。无庸讳言，企业家的短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造就企业家集团，无疑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命题之一。
第一、改革政治体制，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企业是企业家活动的场所。而企业家则是企业的支柱、企业的核心。二者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没有企业家的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自然也就不存在企业家了。此间的道理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在我国原有体制下，企业是各级行政部门的附属物。生产任务由上级机关统一下达，产品由国家统一包销， 利润由国家统一分配。企业对人、财、物、产、供、销没有任何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意义上的企业都不存在，当然更谈不上企业家的作用了。改革以来，上述状况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企业离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还有很大的距离。
如何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仅仅靠行政管理部门自我革命的态度、主动放权的行为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放权”类似于一种施舍，施舍与否完全取决于施主的主观愿望。这样，不管怎样放权，企业都有可能由表面上的厂长负责制演变为实际上的“垂帘听政制”。
企业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不应当是受施者与施主的关系。企业本身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地方，因此，生产经营权理所应当是属于它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放权的问题，而是还权的问题。从当前来看，我们应当通过以下两项工作来实现上述目标。首先，突出企业内部组织制度、特别是国家所有制企业自身的改革，使企业的产权关系逐渐明晰化， 其次，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规定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把企业经营权真正还给企业。
第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建立与完善市场体系
如果说，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培育企业家的摇篮的话，那么，市场就是锻炼企业家的广阔天地。“市场发展在为经济发展准备社会成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准备的一部分在于培养潜在的企业家”。市场通过它自身的扩张机制、收缩机制、协调机制和选择机制激发企业家去创业、促进企业家去实干、推动企业家去变革。
“市场的发展不但锻炼了企业家，还减轻了企业家的任务。当劳动市场发展起来时，企业家就能够在市场上招募工人，而不用拐弯抹角地去寻找工人了。在资本和中间商品上也是这样”。“按市场规格而生产，简化了企业家众多任务中的另一方面”。这从反面说明，如果没有市场，企业家不能从市场那里得到所需的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他就只有转而求助于行政部门的分配。这样，他就永远得不到自身的选择权力而只有被动地受施。可见，发育良好的、要素齐备的市场的存在，也是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济实体的重要前提。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完善市场体系，这是“七五” 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三项任务之一。可以相信, 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发育与完善，企业家必将大批地成长起来。
第三、改革干部制度，强化企业家利益，使企业家阶层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改革中人们常常议论企业行为不合理的问题，并把它归纳为“四症”：即拼命争项目、上基建、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投资饥渴症”；不注重企业长远发展，尽量提高奖金和福利，以满足职工利益要求的“廉价同情症”：盲目追随上级意愿，以取得当政效益的“饮鸩止渴症”以及把搞活企业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减税让利、提供优惠政策的“守株待兔症”。究其原因，有“所有权空位论”，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的“真空论”等等之说。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企业领导人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准官员，具有官员和企业领导人的双重身份。
我国众多企业的厂长都是由上级机关任命的。他们从行政级别到物质、政治待遇等方面均与行政官员相似。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领导人一般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对上级负责且依附于上级；第二、兴奋点不在钻研经营，而在如何做官、保官、升官。“饮鸩止渴症”不正反映了企业领导人渴望得到上级赏识的一种心理吗？而“投资饥渴症”的产生正是源于企业领导人的官员级别是同企业规模成正比的现实。
“企业家”应当是一种社会职业，它应当是人们自愿选择的，而不是别人安排的。经营企业本身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选择企业家作为职业的人既是期待高风险报酬，也是渴望人生价值的实现（李·雅科卡就认为高工资代表着高事业成就）。高风险收入和实现人生价值就是企业家的利益，后者的作用正是通过对其自身利益的追求来现实的。企业家应当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她有着别的社会阶层所不可代替的作用。她生存与否，兴旺与否，不在于其他社会阶层的“ 恩准”，而在于自身的能量。
要使企业家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首先必须改革干部制度，企业领导人应当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让真正有才干、富有创新精神、不怕冒风险的人物（罗斯托语）来担当企业的带头人；其次，强化企业家利益，其报酬应与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增值率挂钩，企业领导人不套所谓的行政级别，从而使企业家与官员形象彻底一刀两断。最后，改变价值取向，在全社会范围广泛宣传企业家形象，倡导企业家精神。
第四、改革教育体制，建立竟争、开放型的教育模式
如果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发育良好的市场和独立的社会阶层是企业家成长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竞争、开放型的教育就是企业家成长的充分条件。有人说企业家需要有哲学家的思维，经济学家的头脑，政治家的气魄，外交家的纵横，军事家的果断，战略家的眼光，这不免有苛求企业家之嫌，但作为一名真正的企业家，确实需要有深厚的基础知识，敏捷的经济头脑，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无畏的冒险精神。然而，我国目前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式是远不能适应这一要求的。
建国十七年间，苏联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在我国占统治地位。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强调系统地传授知识，强调以教材为主的教学方法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如忽视因材施教，忽视向实践、生活学习，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搞繁琐哲学等等。
近些年来，这种死记硬背、注入灌输的填鸭式教学方法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追求升学率，中学实行文理分科，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畸形，保守陈旧、唯上唯书、扼杀个性的现象时时可见。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改变学生“上课抄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状况。按照这样的教育方式，我们只能培养出知识面狭窄，动手能力差，缺乏想象力，不敢标新立异，不敢冒险创新的高分低能儿。可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作为上层建筑和战略重点的教育实行开放型的办学模式已是刻不容缓。
一百多年前，称霸欧洲的拿破仑曾经这样说道：“中国, 一个巨人在那里沉睡。让它睡吧，因为它一醒来，就会撼动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预言：“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能够决定世界力量的对比，而在二十一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
与发展首要相关的是人的力量。中国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登上世界强国的舞台，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培养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艺术家、作家……而毋庸置疑，企业家是一支最为重要的中坚力量，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必将冒丧失未来的危险。
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8797威尼斯老品牌博雅特聘教授孙祁祥应邀出席了9月3日到5日在青岛举行的2019品牌人物青岛之旅暨品牌年度人物峰会青岛论坛。在论坛上活动中，孙祁祥教授与青岛啤酒董事长黄克兴、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等进行了对话。孙祁祥教授在和黄克兴董事长对话时，谈到了她早年发表的一篇与企业家有关的文章。这篇创作于32年前的文章，今天读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特此原文发布，以飨读者。
《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当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后, 探源日本成功秘诀的著述层出不穷。各国各界人士见仁见智, 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在此当中, 日本本国著名学者、官厅学派的代表人物金森久雄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他认为,没有企业家, 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增长。
何谓企业家？
有人说，具有“ 经营之神” 称号的、专门致力于企业经营、并卓有建树的企业领导人就是企业家；有人说，使生产诸要素得以运转、并使其组合方式不断创新的组织者就是企业家；有人说, 自主地做出经营决策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人就是企业家；有人说，为别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就是企业家。
上述各种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最能代表企业家本质特征的就是创业、实干与改革。或者可以这样说，企业家就是创业家、实干家、改革家。
企业家是创业家
“企业”—ENTERPRISE，在英文中是事业的同义语。这种事业尤指“需要勇气才能承担的”。正因为如此, 企业家被视为富有进取心和创业精神的人。
被德国报界称为“计算机无冕之王”的海因茨·尼克司道夫白手起家，靠RWE电器公司投资的三千马克和一个地下室开始创业，三十年后，成为整个欧洲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安徽省安庆市的“孙超公司”1983年初成立，经过三年苦战，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一千多万元自有资金的综合性开发公司，产品打入十二个国家与地区。
三百年前爆发的工业革命，摧毁了古老的农业社会，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使人类突破了几千年的停滞状态。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大批新型企业的建立和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很难想像当今世界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企业家会是什么样子。对企业家具有永久魅力的创业活动, 使人类自身日趋完善。
企业家是实干家
20世纪初, “塑料之父”比克兰发明了一种具有稳定、万能等特点的新材料，引起制造商和企业家们的注意。没过多久，这种新材料就被广泛应用在烤箱、电源插头、汽车分电器盖、收音机线圈、飞机仪器旋纽上，整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塑料工业成为庞大时消费文化的支柱。
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在今天，人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已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从劳动对象、加工方法到工艺流程以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交换，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它不仅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材料供科学研究运用，而且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要科技专家去探求。
因此，社会生产既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基础，又是推动它加速前进的动力。科学技术发明只有在被运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才会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而企业家作为实干家，就充当着把实验室里的发明搬到社会这一广阔天地里来的角色。正是由于企业家的参与，科学技术才得到如此飞速的发展；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发明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才加快了从一种较低级的社会生活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生活结构转变的速度。
企业家是改革家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企业能量的大小，实际上代表着该国经济实力的强弱，而企业的兴盛，又离不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后者的全部内容——引进新产品、运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开发新资源，组建新产业，无疑就是一项新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效率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提高了有限资源的使用价值，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需要。
历史唯物主义在谈到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大都强调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可否认，杰出的政治家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历史前进，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劳动成果，对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不把企业家包括在杰出人物范围之内，至少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缺陷。缺乏企业家的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没有企业家的创业、实干、改革活动，人类社会就会永远停滞在一个时代。
据报载: 北京一调查所在统计八千名青年的答卷时发现，在你“最羡慕的人”这一问答中，政治家、战斗英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体育明星、企业家等各阶层人物均有不同程度的得票数。其中政治家得票百分比最高，为40.92%，企业家得票百分比最低，仅1%。
1%的得票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家在中国地位的低下。在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当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是青年人最为仰慕的职业，从事一项轰轰烈烈的创业、实干、改革事业被认为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最好途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去向，首推企业界，其次才是政府部门。据日本有关人士说，如果在日本挑选一百个真正领导和影响日本的精英人物，恐怕政治家不会超过十个，日本社会中的大多数优秀人物都进入了企业界。而中国青年学生的择业目标则恰恰相反。企业领导人要想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其出路大都也是改入仕途，这一事实与我国经济的振兴和改革急需大批企业家的现状形成了对比度极强的反差。
首先，实现经济的全面振兴离不开企业家
经过三十多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差距仍然是不小的。据世界银行1986年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为三千一百八十三点一亿元，人均三百一十美元，居一百二十三个国家中的第一百零二位。
庞大的产业大军、几千亿元的固定资产，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当然是我们缩小同世界发达国家差距、实现经济全面振兴的强大物质基础。但如果没有企业家对现有经济资源作最佳合理的配置，各生产要素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要实现经济全面振兴，还必须建立起新的产业部门（特别是新的主导产业部门）；把科学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开启通向世界的大门，加强同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这些无疑都离不开企业家的创业、实干与改革活动。正如当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根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的形成不过是经济增长的诱发因素，而企业家的创新才是自发因素。进步的步伐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与其说是由于自然资源，不如说是导因于经济体制和人民中企业家资源的丰富程度。
其次，千百万就业机会的创造需要企业家
发展经济学认为：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而就业机会年增加率较低，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一般是比较严重的。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存在着人口多和就业机会增加率相对较低的问题。尽管几十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种种努力措施，但就业压力仍然很大。为了减少公开的待业现象，我们不得不采取两个人的工作由五个人来干的做法，使“在职失业”问题相当严重。据统计，“七五”计划期间正值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高峰，有三千万人需要安置就业；现有企业中约有一千五百万名富余职工需重新安置，还有约一亿二千万农村劳动力将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如此庞大的待业人员如果仍然安插在现有部门和企业中，必将加剧在职失业现象，导致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为日后经济的发展设下障碍。
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如果说，最近评选出来的一百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为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一部分提供了就业机会的话，那么，通过一千名、成千上万名“优秀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不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吗？如果说第三产业的兴起，是“六五”期间城镇劳动就业取得重要成就的契机的话，那么，“七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的劳动就业就有待于三大产业的全面发展。而这个历史重任当然责无旁贷地要由企业家来担当。
再次，经济改革的成功有赖于企业家
在经过几十年反反复复收权放权的改革实验之后，中国领导人终于认识到：“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细胞，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旺盛，整个国民经济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企业的发展具有勃勃生机？目前，不少学者已从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外部环境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我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无疑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不仅在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人救活一个厂” 的众多事例为我们的命题提出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从事实上来说，企业家本身就应当是企业之魂。这就如同乐队指挥是一支乐队之魂一样。离开了指挥，乐队无法奏出一首和谐的交响曲，没有企业家的决策、组织、协调、控制等活动，企业的生产经营都无法正常进行，当然更谈不上所谓活力了。
中国企业家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企业家的地位, 无足轻重。这就是中国现实生活中一支极不和谐的旋律。
事实上，1%的得票率是同企业家本身的短缺和力量的弱小相联系的。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找出一千条理由来论证企业家在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长期的产品经济实践使人民群众既看不到真正的创业家、实干家和改革家，更看不到他们所能起的作用。无庸讳言，企业家的短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造就企业家集团，无疑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命题之一。
第一、改革政治体制，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企业是企业家活动的场所。而企业家则是企业的支柱、企业的核心。二者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没有企业家的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自然也就不存在企业家了。此间的道理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在我国原有体制下，企业是各级行政部门的附属物。生产任务由上级机关统一下达，产品由国家统一包销， 利润由国家统一分配。企业对人、财、物、产、供、销没有任何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意义上的企业都不存在，当然更谈不上企业家的作用了。改革以来，上述状况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企业离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还有很大的距离。
如何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仅仅靠行政管理部门自我革命的态度、主动放权的行为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放权”类似于一种施舍，施舍与否完全取决于施主的主观愿望。这样，不管怎样放权，企业都有可能由表面上的厂长负责制演变为实际上的“垂帘听政制”。
企业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不应当是受施者与施主的关系。企业本身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地方，因此，生产经营权理所应当是属于它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放权的问题，而是还权的问题。从当前来看，我们应当通过以下两项工作来实现上述目标。首先，突出企业内部组织制度、特别是国家所有制企业自身的改革，使企业的产权关系逐渐明晰化， 其次，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规定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把企业经营权真正还给企业。
第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建立与完善市场体系
如果说，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是培育企业家的摇篮的话，那么，市场就是锻炼企业家的广阔天地。“市场发展在为经济发展准备社会成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准备的一部分在于培养潜在的企业家”。市场通过它自身的扩张机制、收缩机制、协调机制和选择机制激发企业家去创业、促进企业家去实干、推动企业家去变革。
“市场的发展不但锻炼了企业家，还减轻了企业家的任务。当劳动市场发展起来时，企业家就能够在市场上招募工人，而不用拐弯抹角地去寻找工人了。在资本和中间商品上也是这样”。“按市场规格而生产，简化了企业家众多任务中的另一方面”。这从反面说明，如果没有市场，企业家不能从市场那里得到所需的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他就只有转而求助于行政部门的分配。这样，他就永远得不到自身的选择权力而只有被动地受施。可见，发育良好的、要素齐备的市场的存在，也是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济实体的重要前提。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完善市场体系，这是“七五” 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三项任务之一。可以相信, 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发育与完善，企业家必将大批地成长起来。
第三、改革干部制度，强化企业家利益，使企业家阶层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改革中人们常常议论企业行为不合理的问题，并把它归纳为“四症”：即拼命争项目、上基建、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投资饥渴症”；不注重企业长远发展，尽量提高奖金和福利，以满足职工利益要求的“廉价同情症”：盲目追随上级意愿，以取得当政效益的“饮鸩止渴症”以及把搞活企业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减税让利、提供优惠政策的“守株待兔症”。究其原因，有“所有权空位论”，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的“真空论”等等之说。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企业领导人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准官员，具有官员和企业领导人的双重身份。
我国众多企业的厂长都是由上级机关任命的。他们从行政级别到物质、政治待遇等方面均与行政官员相似。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领导人一般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对上级负责且依附于上级；第二、兴奋点不在钻研经营，而在如何做官、保官、升官。“饮鸩止渴症”不正反映了企业领导人渴望得到上级赏识的一种心理吗？而“投资饥渴症”的产生正是源于企业领导人的官员级别是同企业规模成正比的现实。
“企业家”应当是一种社会职业，它应当是人们自愿选择的，而不是别人安排的。经营企业本身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选择企业家作为职业的人既是期待高风险报酬，也是渴望人生价值的实现（李·雅科卡就认为高工资代表着高事业成就）。高风险收入和实现人生价值就是企业家的利益，后者的作用正是通过对其自身利益的追求来现实的。企业家应当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她有着别的社会阶层所不可代替的作用。她生存与否，兴旺与否，不在于其他社会阶层的“ 恩准”，而在于自身的能量。
要使企业家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首先必须改革干部制度，企业领导人应当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让真正有才干、富有创新精神、不怕冒风险的人物（罗斯托语）来担当企业的带头人；其次，强化企业家利益，其报酬应与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增值率挂钩，企业领导人不套所谓的行政级别，从而使企业家与官员形象彻底一刀两断。最后，改变价值取向，在全社会范围广泛宣传企业家形象，倡导企业家精神。
第四、改革教育体制，建立竟争、开放型的教育模式
如果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发育良好的市场和独立的社会阶层是企业家成长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竞争、开放型的教育就是企业家成长的充分条件。有人说企业家需要有哲学家的思维，经济学家的头脑，政治家的气魄，外交家的纵横，军事家的果断，战略家的眼光，这不免有苛求企业家之嫌，但作为一名真正的企业家，确实需要有深厚的基础知识，敏捷的经济头脑，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无畏的冒险精神。然而，我国目前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式是远不能适应这一要求的。
建国十七年间，苏联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在我国占统治地位。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强调系统地传授知识，强调以教材为主的教学方法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如忽视因材施教，忽视向实践、生活学习，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搞繁琐哲学等等。
近些年来，这种死记硬背、注入灌输的填鸭式教学方法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追求升学率，中学实行文理分科，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畸形，保守陈旧、唯上唯书、扼杀个性的现象时时可见。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改变学生“上课抄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状况。按照这样的教育方式，我们只能培养出知识面狭窄，动手能力差，缺乏想象力，不敢标新立异，不敢冒险创新的高分低能儿。可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作为上层建筑和战略重点的教育实行开放型的办学模式已是刻不容缓。
一百多年前，称霸欧洲的拿破仑曾经这样说道：“中国, 一个巨人在那里沉睡。让它睡吧，因为它一醒来，就会撼动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预言：“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能够决定世界力量的对比，而在二十一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
与发展首要相关的是人的力量。中国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登上世界强国的舞台，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培养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艺术家、作家……而毋庸置疑，企业家是一支最为重要的中坚力量，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必将冒丧失未来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