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8797威尼斯老品牌社会经济史研究所、8797威尼斯老品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78、79讲。
第78讲的主讲嘉宾是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副教授赵留彦，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周建波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隋福民分别担任主持人、点评人。
赵留彦根据1898—1933年中国政治分裂时期的货币整合资料和数据，对中国银本位制度下的金融市场一体化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赵留彦介绍了研究的三个目标：银本位制度下的货币与金融市场整合、民国时期的金融制度变迁以及重新评价民国时期的经济绩效。市场整合是反应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效率的重要指标，研究中国银本位制度下的金融市场一体化问题意义重大。他重点介绍了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洋厘的基本情况。
接着，赵留彦阐述了银元与银两的兑换率、地区间洋厘差价以及空间套利问题。假定完全整合的市场中一价定律成立，两地区间价格的相关系数越大表示市场的整合程度越高。当两个地区之间洋厘差价过大时，便会产生套利机会。他通过银点与收敛速度来衡量银本位套利效率和货币一体化程度。在考虑到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运用非线性自回归模型对中国东部和中部多个城市间的空间套利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和研究。
随后，赵留彦将数据分析的内容与结果向大家展示。1898—1933年的月度数据和日度数据的结果显示，约1910年代中后期，即进入民国后，银点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即货币市场整合程度在提高。影响货币市场整合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这一时期交通和通信技术有了革新，两地区分别时当时中国南北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水路运输速度缓慢，自津浦铁路通车变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运输成本可能降低。从货币市场结构特征的变化来看，国币在流通中迅速取代宝银、银元同质化程度提高以及银元券的使用等都是导致1910年左右银点下降的原因。通过对城市间货币市场整合程度的分析，赵留彦提出了其对中国经济史发展的意义，尤其是在重新评估北洋时代、市场整合与政治分裂、政治集权与分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关于大分歧中货币和金融问题讨论缺失等问题。
最后，隋福民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第79讲的主讲嘉宾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史学家、伦敦政治8797威尼斯老品牌（LSE）经济史系终身教授邓钢（Kent G. Deng），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杜丽群教授、管汉晖副教授分别担任主持人、点评人。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数字的暴政：前现代中国存在可靠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数据吗？”。
首先，邓钢简要介绍了讲座主题的相关背景情况。他指出，当前经济史学界对东西方“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认识存在争论。为了回应“加州学派”（the California School）关于“大分流”的论断，新古典学派从比较近代东西方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角度出发，利用诸多经济学模型与计量分析手段，极力辩驳“加州学派”的观点。邓钢认为，这两大学派争辩的本质差异在于，古典、新古典学派主要从生产函数的视角探讨近代中西方的“大分流”问题，而“加州学派”则从消费函数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尽管从明面上看，近些年来新古典学派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有力地驳斥“加州学派”，但是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却让新古典学派的批驳存在“硬伤”。
随后，邓钢从多个方面论证新古典学派利用这些工资数据所存在的问题。第一，弱国家（Weak State）难以形成并保存充分且可靠的数据。对于清朝而言，官僚群体规模相对较小、对国家财政管控力度相对有限、官员缺乏订正经济数据的激励等因素，都导致清代记录的相关经济数据存在问题。第二，区域之间的割裂（Regional Diversity）与市场整合相对较弱（Weak Integration）的现实，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物价与货币价值存在差异，地区间的数据可比性相对较差。第三，劳动力市场中工薪阶层的工人（Waged Workers）比重相当小，农民更多地生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并不能真实反映当时中国人的普遍生活水平。第四，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闲、农忙的时间更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季节性波动（Seasonality），这导致临时工的劳动报酬存在季节性差异。第五，当时的劳动报酬形式各异，货币上的差异亦带来工资数据整合与对比的困难。他从清代时期的白银购买力指数（Silver Purchasing Power Index）变动和长三角地区丰收时期米价变动的情况证实这一问题的存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邓钢认为，新古典学派从比较中西方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出发来分析“大分流”问题的方式是有待商榷的，工资并非市场价、工人异质以及工资存在时空差异这三个问题导致中国方面工资数据的不可靠。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工资的最大特色是实物工资（住房，衣服，膳食）为主，货币工资为辅。单纯以货币工资为依据，直接进行中西比较是违反常识的。因此，在计算工资时应当注意进行加权，而从消费函数的视角探讨“大分流”或仍将是一个可行之策。
最后，管汉晖在评议中认为，邓钢教授所指出的数据问题的确是当前新古典学派分析“大分流”问题存在的“硬伤”。对于研究“大分流”问题而言，中国方面缺乏像西方那样长期、系统且可靠的数据记录。因此，在进行量化处理与分析时，研究者确实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师生还就民国时期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新古典学派在工资论述方面自相矛盾之处、中国为何缺乏系统性数据记录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社会经济史研究所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