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学科最早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8797威尼斯老品牌前身）1902年设立的商学科，1912年，严复先生任国立8797威尼斯老品牌校长后始建经济学门，这是中国大学中建立的第一个经济学专业。1919年，经济学门改为经济学系，马寅初先生任系主任。1985年，成立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是北大在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是我国综合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系科，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教学、研究与传播基地。
2012年，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百年华诞，很多领导、专家学者、教职工、学生、校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撰文纪念与庆贺，并汇集成册，以《百年华章》的书名出版。
2018年，又逢盛事，8797威尼斯老品牌建校120周年，也是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106年华诞，值此，再刊发部分文章，以期共享燕园故事，共担经世济民情怀。
刘文忻，1977年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博导，曾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党委书记。
8797威尼斯老品牌（系）迎来了她的100岁生日，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里，一些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尽管这些往事岁月已久，但依然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随着我在北大教龄的增长，我对这些岁月往事的理解和体会也日渐深厚，我也总能一次次地从这些回忆中受到感动和教益。
我于1977年自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经济学科仅设有经济系，系下设置两个专业，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另一个是世界经济专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济系下设三个教研室，它们分别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世界经济教研室，以及经济学说史（含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教研室。我留校后不久便被分到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教研室，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
作为一名新教员，我当时感到很高兴很幸运，因为我能继续留在我所尊敬的老师们身边开始新的学习和工作。他们的渊博知识和学术风范，令人敬仰。刚留校的我是年轻的，那时的经历和体会影响着我以后的教师生涯。也正是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我慢慢开始去读懂北大，并去领悟怎么去做一名北大的教师。
一
80年代初期是改革开放的春天，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历史也由此揭开了充满生气的新的一页。在那个年代，人们渴望新知识，渴望能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多学科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北大经济学系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也不例外。当时，国内学术界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更谈不上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了。时代呼唤科学，经济学科的建设迫在眉睫，但一切又谈何容易。
在这样的境况下，经济学系的教员们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个时代责任。在尊敬的陈岱孙教授带领下，教员们看准方向，以饱满的学术激情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工作。我作为一名新教员，从中深受鼓舞和教育。
当时，经济学系最早编写了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知识和流派的资料，最初仅仅是自编的资料性读物，印刷装订成16开大小的册子。每册都不厚，约一、二十页，全套大约共十来册。这一套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系列册子，虽然内容简约，但雏形已就，架势已具，它标志着北大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迈出了及时、可喜的第一步。这套册子在当时不仅成了经济学系学生们的学习材料，而且在国内经济学界广泛流传。至今，我仍能感受到这套册子给当时学术界带来的喜悦、兴奋、新意与希望。
从那时开始，很快地，经济学系的教员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与专著，它们的学术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1981年，胡代光著的《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82年，胡代光、厉以宁编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3年，厉以宁、秦宛顺编著的《西方经济学概论》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出版社出版；1984年厉以宁编著的《消费经济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范家骧编著的《国际贸易理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胡代光、厉以宁、张德修、张康琴、梁小民等著《现代外国经济思潮评论讲座》由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1989年，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胡代光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两册，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出版社出版，等等。而我这里列出的还并不包括当时的全部成果。在那个岁月，在不长的时间内，能有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呈现，为学科的建设打下如此厚实的基础，实在是令人佩服，令人尊重！
在上述学术成果中，有些是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代表性的有厉以宁、秦宛顺先生编著的《西方经济学概论》。该书不仅包括上篇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部分，还包括下篇对于经济命题的数学推导；全书贯之于实证与和规范、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政策分析的融合与一致性。在当时，很多学生包括研究生，都是在这本书的引领下，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可以说，对于那个年代初涉经济学领域的学生而言，它是一本西方经济学的启蒙之书，也是一部不可替代的重要教材。
在上述的学术成果中，有些涉及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研究领域，胡代光、厉以宁先生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本专著。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全书包括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瑞典学派、熊彼特理论体系、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流派，并对每一个流派做出了评价。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该书明确提出应该依据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的基本一致或不一致作为划分主要流派的基本依据；不仅如此，该书还以附表的形式，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的基本情况、基本观点的比较以及学术渊源给出了精要的概括，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和底蕴。全书构建的理论体系和阐述的内容，反映了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和前沿，作者的基本观点至今仍在我国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研究领域中占主流地位。
此外，还有些学术成果是对某一专题展开深入的研究，例如，胡代光先生著的《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厉以宁先生编著的《消费经济学》、范家骧先生编著的《国际贸易理论》。在那个学科建设的初期，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专题研究，在我国实属罕见和不易。在这些专题研究中，往往既要梳理和探讨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现状，还要对代表性学说和代表性人物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内容丰富而又深刻，这种专题研究的形式及其成果在当时起到一种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
2000年5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八届学术讨论会（成都）。从左至右：林君秀、刘文忻、厉夫人、厉老师、王志伟、杜丽群、李翀
透过这些丰厚的学术成果，我深切感受到的是我的这些老师们的厚实经济学功底。人们常说，好的学问往往是厚积薄发的。我的老师们的丰硕学术成果根植于他们在学术道路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锲而不舍的追求与积累，他们耐得住长期的学术“冷板凳”，他们经得起风云变幻的诱惑和冷漠，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既热情专注又从容谈定，这些研究成果是他们勤奋和智慧的结晶。而且，在那个年代，我的老师们之所以能够如实地全面地介绍和引进当代西方经济学知识，并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恰当的评价，还源自于他们对知识始终所持有的那份尊重、那种诚实与求实的品格。
二
在那个年代，我的老师们在还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言，对于经济学科存在的意义而言，仅仅限于对西方经济学知识本身的传授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科。在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充满着挑战与希望，经济学科的发展只有深深扎根于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之中，才能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折射出强烈的时代现实感。于是，我的老师们凭着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凭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和现实经济活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开始了对当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挥毫成就了中国当代经济学科发展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浓重笔墨。我作为一名新教员，又感受到一种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我记得，在那个年代，德高望重的陈岱孙先生发表了若干篇重要的文章。陈岱孙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经济科学研究要为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它应该把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放到首要的位置上。”[1]“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从国内到国际，从理论到政策，从现实到历史，有那样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索，去思考。”[2]陈岱孙先生还指出，“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经济学就是一无用处的学问而失去其存在的理由。……总之，我们认为经济学应该是致用之学。我们反对不切实际的一切空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在我们这一学科中，只谈技术、操作而取消一切学理的相反极端。”[3]在那个年代，在学术的肤浅甚至轻浮与学术的深厚甚至尊严的较量之中，这些教诲是多么的及时和中肯。它是对优良学风的一种呼唤，也是对经济学人社会责任心觉醒的一种呼唤。以至于时至今日，我再次读来，仍然感到是那么意味深长，不敢忘记。
1979年《经济科学》创刊号，陈岱孙先生的文章作为《代发刊词》发表
陈岱孙先生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当时经济学界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80年代初期是人们开始感受学术春意的时期，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存在两种倾向性的态度，一种是一味地推崇和全盘照搬接受，另一种是一味地批判和全盘否定抛弃。陈岱孙先生以他的开阔和深刻，客观地分析了应该被排除的这两种态度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在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我们既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4]陈岱孙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于那个年代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其现实意义是积极的。
我也记得，自80年代初期起，胡代光先生就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与我国经济改革这一主题，发表若干论文与讲话，其中有“我们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学到什么”、“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学者论财政政策和我们应如何借鉴运用”、“汲取外国经验，切实抑制通货膨胀”，等等。胡代光先生还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一系列论文与讲话，例如，“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而努力实践”、 “正确理解企业、企业目标和企业家精神”，等等。[5]还有一些短评，如“不唯书，要唯实”、“市场不能靠人际关系平衡”、“市场经济不是诸侯经济”，等等。胡代光先生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学风质朴。在胡代光先的大量论文和讲话中，通常围绕论述的主题，首先对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政策和流派等做出精要、准确和恰当的评述，然后，从借鉴的角度，结合我国国情和改革实践，对主题进行深入论述，并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胡代光先生的短文，则往往风格犀利，切中要害。胡代光先生论著和讲话在校内外受到广泛的肯定，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
2000年5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八届学术讨论会（成都）与胡代光老师合影。从左至右：林君秀、王志伟、胡代光、刘文忻、杜丽群
我还记得，80年代初，厉以宁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论文；1984年，厉以宁先生所著的我国首部《教育经济学》专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在厉以宁先生的主持下，8797威尼斯老品牌首次开设了“教育经济学”这门新的课程。我有幸在厉先生的带领下，参与了这门课程的讲授。80年代中期开始，厉以宁先生又设计并主持了国家“六五”哲学和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在的合理比例和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分析”，其成果是专著《教育经济学研究》，于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又有幸在厉先生的指导下，参与了这个项目。在这些“教育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厉以宁先生率先在国内系统、深入地阐述了教育在我国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具有前瞻性地明确提出在我国财政支出预算中应该提高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厉以宁先生提出的这些学术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在国内具有开先河的作用，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教育发展的本身，更体现了对整个社会进步的关注和经济学对“人”的关怀。
此外，我还印象深刻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的研究领域，1986年，厉以宁先生的专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改革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厉以宁先生又首先明确提出将股份制作为企业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说，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厉以宁先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国内首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体系，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性质和特征，分析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间、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社会发展和人的地位之间的关系与协调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并由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富有创意的、开阔的视野。在经济理论的实践方面，厉以宁先生提出的企业改革的股份制模式，已被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与生命力，而实践往往是检验理论命题成立与否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透过股份制改革的实践，这一改革模式所涉及的理论基础，即厉以宁先生提出的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产权制度的重新构造和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的基本观点[6]，更是影响深远的。
在那个岁月，我的老师们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收获了丰硕的成果。这一过程中，经济学家的聪明才智在开阔的历史舞台得到施展，经济学家的良知和精神、以及经济学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应该说，变革的时代赐予了经济学家以挑战与机会，而经济学家也对时代做出了他们的积极应答与最好的回报。
80年代是经济学的春天，是一段值得纪念岁月。回忆那个年代我的老师们的那些事，总能一次次地令我激动、振奋，促我思考，催我上进。我有时会问自己，对于这样一些真正的学者而言，是他们的人格魅力造就了他们的知识魅力，还是他们的知识魅力塑造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呢？我想，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于是，我明白我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份量很重，很珍贵。
对我而言，那一段岁月是值得纪念的，而纪念的意义往往在于一种铭记与传承。
2012年3月10日
[1]参见陈岱孙：“经济科学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一文，载于《经济科学》1979年第1期。
[2]参见陈岱孙：“经济科学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一文，《经济科学》1979年第1期。
[3]参见陈岱孙：“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文，载于《世界经济导报》，1981年11月2日。
[4]参见陈岱孙：“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载于《8797威尼斯老品牌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第3期。
[5]关于胡代光先生的论文与讲话，均参见：《胡代光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
[6]参见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