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校友、朋友: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一年一度的“北大经济国富论坛”今天在美丽的山城重庆隆重召开,这是自论坛设立以来,第一次在北京之外的城市举办。这也是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宣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一个具体行动。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向重庆市委、市政府、九龙坡区委、区政府和北大校领导对论坛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出席今天论坛的领导、嘉宾、老师、同学、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各位演讲嘉宾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2017年是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105周年华诞。百余年来,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学科的诞立地,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以经世济民为宗旨,积极探索和传播先进文化思想,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2012年1月,为迎接8797威尼斯老品牌百年盛事,同时,也为了纪念国立8797威尼斯老品牌首任校长严复先生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10周年,学院设立了“北大经济国富论坛”。自此以来,论坛每年都是紧扣当时的经济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邀请各方权威专家学者来此分享观点,孕育思想,提供对策,由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我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而且,还将继续见证和亲历我们国家未来的许多重要事件:2018年,我们将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年;2019年,我们将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我们将跨入全面小康社会;2021年,我们将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回望历史,我觉得最近非常火的一句话,叫做“厉害了,我的国”,真是非常贴切。1978年,中国开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个封闭的短缺经济体成为一个开放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改善。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的GDP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74%跃升至14.81% ,近些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30%以上;人均GDP从155美元提高到8123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9美元的标准,我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7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2%以下,远低于世界平均10%的水平。恩格尔系数从60%下降到31.1%,达到了联合国相对富裕的级别。
正是这些让世人瞩目的成就,让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和底气地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此之近!
我们有理由自信,然而,我们却绝对没有理由自负。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仍有不小的差距:2016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80%;美国的14.13%;欧盟的23.30%;排在全球第68位。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在2015年参加排序的188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90位。国家统计局的权威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特征仍然明显,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生产资本等要素的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6年,最能衡量核心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的比重分别不到40%和20%。目前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只有1000人左右,远低于高收入国家4000人左右的水平。我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以手机为例,2017年12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以“核心技术掌握在海外厂商手中,储存器芯片已成国内集成电路产业之痛”为题,报道了国产手机屡陷窘境的背后,是国内手机核心元件受制于人的现实。目前存储器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三星、海力士等海外厂商手中,国内在存储领域几乎还是空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还不够强,特别是在品牌、质量、标准上的差距还较大。我国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目前人均利用外资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左右,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且传统竞争优势还有所减弱。此外,尽管这些年来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不管是辉煌还是荣光,不管是矛盾还是问题,都将成为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序曲。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任务是宏伟但又具体的。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和改革开放之初的40年前相比,国际环境、发展约束、发展机遇与挑战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从大国演进的规律来看,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过不同的世界性强国。以地理大发现至今的500多年为例,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法国等,“一战”之后的美国等,都扮演过、或者至今仍在扮演世界强国的角色。这些大国的共同点是:都遇到了比较难得的发展机遇,都在不同时期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都在崛起过程中遭遇到强劲的对手,其中不乏各种冲突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近些年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上升以后,“修昔底德陷阱”一再被提及的重要历史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的创立、世界互联网大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全球政党大会、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等的举行,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具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内容的“丝路精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认同。而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64%下降到目前的42%,大国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已经出现并可以预见的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原有的国际平衡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新的诉求、新的摩擦、甚至新的争端。对于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我们必须面对和警惕“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难题”。中国对外一直宣称不称霸,但这并不能阻挡那些想称霸的国家、或有冷战思维的国家、或对中国有偏见的国家制造或者挑起事端。怎样处理好内部张力与外部压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世界话语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开展对外交往,塑造国际形象;如何在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从“差别原则”到“共同责任”的转变;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无疑是我们当前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次,从科技发展的规律来看,当人类文明从农耕社会进化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以后,从科学原理和规律的探索揭示到产业化之间的周期越来越来短;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科技发展速度的数量级明显提升。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如信息技术领域,还会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对此,我这个曾经的话务员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悟和体会。
41年前,下乡4年后的我回到城里当了一名话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市话班的20多位话务员一起,用十几部交换机来连接着全市几百部电话,当时我生活的城市有4百多万人口,大家可以想象那时信息的传播速度。199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学习,到达目的地后,当地的美国友人对我说“孙博士,你用我办公室的电话给你家人报个平安吧”。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家里有电话,而他绝对想不到的是,我当时居住的北大26楼整栋楼里只有一位老师家里有电话---因为她先生在公司工作。再之后,几乎家家都安装了座机;再之后,出现了数字呼机和汉显机,再之后,几乎每个人都用上了手机,再之后,由于每个人都有太多的联络方式,QQ、邮件、短信、微信,以至有时我们自己都记不清哪条信息是在哪个载体上出现的。
再次,从风险演化的规律来看。我想在座的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当今社会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大。有人曾将21世纪的特点用英文字母来概括,称作3C。即变革、竞争和危机。Change、 Competition and Crisis。事实正是如此。研究表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在400多年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有记录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17世纪只有一次,即郁金香泡沫;18世纪两次,即法国密西西比公司泡沫和南海泡沫;19世纪有3次,20世纪有7次 ,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两大危机。而且危机蔓延速度越来越快,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危机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深,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也越来越大。
可以这样说,不管你承认与否,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难以真正与全球化的世界隔离;不管你反对与否,全球化都将依据其深刻的内在逻辑和演化规律继续前行。历史已经并终将继续证明,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持续进行的活动而绝非现代文明的产物。人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其戴上现代性的光环,然后,再在后现代的反思中将其打破。但毋庸置疑,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在此背景下,日益扩大的互联互通一方面会给商品、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带来便利,但同时也会使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风险传递、蔓延的速度加快,任何一隅的问题都会很快地演变为全局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这一切无疑都会对越来越开放的中国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大国演进规律、科技发展规律和风险演化规律在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设定了宏观背景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我们既需要积极地利用国际利益格局变化和科技进步为我们创造的契机,更需要审慎地处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但不管这个社会如何变化,“发展是硬道理”不会变,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即如何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像过去较长一个时期内的那种重数量轻质量、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治理,顾此失彼的发展方式绝对是不可持续的。今后我们必须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系统、全面、综合地处理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关系,特别是传承与创新、政府与市场、实体与虚体、硬实力与软实力、人与自然等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在继承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重要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我们的理论、制度、机制与技术;用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相有效配合,由此提升软实力与硬实力,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合”为关键词,我们可以将处理以上五对矛盾关系的原则表述为:“承创合意,政市合璧、虚实合契,软硬合力、天人合一”。承创合意,讲的是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政市合璧,讲的是发挥市场与政府各自的优势;虚实合契,讲的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发挥作用;软硬合力,讲的是硬实力的提升与软实力的构建并重;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五项内容将发展的宗旨与原则、发展的手段及发展的结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最终指向发展的终极目标: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包括所有个人在生活上的富足、精神上的富有和体魄上的强健;包括所有个人在法律界限内对权利的行使,对责任的担当,对文明的遵循和对法治的敬畏。
1901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其所著的《中国史叙论》中,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将中华民族从公元前2700多年的黄帝至康乾盛世之后的历史分为“上世史”(中国之中国)、 “中世史”(亚洲之中国)和“近世史“(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国,遵循着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21世纪的今天,重回世界大国的地位,但作为大国的中国现在还不是强国。在从大国向强国进军的征程中,我们必须认清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直面我们的问题,明确我们的挑战;我们必须在质疑声中保持足够的自信,在赞美声中保持足够的自省,从容应对各种“棒杀”和“捧杀”;我们必须“加快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发挥自己的优势,为中国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要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拨冗来到北大经济国富论坛。我相信今天的论坛一定会像之前的六届论坛那样精彩纷呈,我相信演讲嘉宾的真知灼见一定会给与会者以思想的启迪,由此带来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思考。预祝今年的北大经济国富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