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货币经济学讨论班第四期举行，本期的主题是：货币政策与公共财政相互影响机制。
从经济实践来看，很多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有相互影响的特点，体现为“”货币政策财政化和财政政策货币化”。这样的情形其内在的经济决定机制如何，以往的研究通常是从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利用IS-LM模型分析两种政策的搭配问题。例如，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IS曲线向右移动，并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左移动，以达到在稳定利率的同时提高产出的目的。货币经济学讨论班则从更深入的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与公共财政联系的内在机理。
货币政策与公共财政是通过政府的预算约束联系起来的。假定政府部门分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财政部通过征税、发行政府债券以及获得来自中央银行的转移支付的方式获得收入，将之用于政府购买和支付债券利息，这构成了财政部的预算约束。中央银行可以发行高能货币并获得持有的政府债券的利息，进行政府债券的购买和对财政部实行转移支付。将两个部门的预算约束加总，就得到了政府的预算约束。可以发现，政府有三种获得收入的方式：税收、发行债券和铸币税，前两种由财政政策决定，后一种则受货币政策的控制。因此，政府的预算约束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联系的纽带，也是分析两者关系的基础。
从政府的终生预算约束的角度来看，如果政府想保证预算平衡，则必须通过税收或铸币税进行融资。在财政政策主导的情况下，财政部预先设定好了未来的税收路径，因而支出的任何变化都需要通过铸币税进行相应调整以平衡收支，即货币政策必须进行配合。通过一个加上政府预算约束的MIU模型可以看出，此时货币政策并非决定名义利率的唯一因素，财政政策变量的改变也会改变名义利率。
从税收的角度来看，铸币税也有税率和税基。其税率是通货膨胀率的函数，税基是公众持有的实际货币量。那么，铸币税与通胀率之间是否存在类似于拉弗曲线的关系呢？换言之，是否存在一个最大的铸币税的水平，且对于任意低于这一水平的税收量，都存在多个通胀率与之对应呢？主讲人王灿用卡甘（Cagan）模型解释了这一问题。发现，确实存在一个使得铸币税最大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对任意低于最高水平的铸币税，都有一高一低两种通胀率与之对应。不仅如此，低通胀率对应的均衡是稳定的，高通胀率的均衡是非稳定的。因此，只要一个外部冲击使得通胀率提高，经济从而进入了高通胀均衡，政府就会妄图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以进行融资。最终，经济将走向恶性通货膨胀。
赵晓军副教授和2015级博士生周泽宇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使用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国政府在2017年计划启动16万亿的基建工程，需要大量的政府收入进行投资。从政府预算约束的角度来看，如果政府不增加税收，就必须进行铸币税融资。但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态度一直是稳健偏紧的。因此，如果财政部不增税，或者央行不进行新一轮的流动性释放，政府的预算平衡就会被打破。那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宽松政策即将来临呢？未必。在中国政府的预算约束中，存在一项传统的货币财政理论没有刻画的收入方式：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是中国政府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潜在的获得收入的方式之一，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转化为流动性资产。一个解决思路是，政府可以通过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国有资产为主导，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投资，从而给这些国有资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也为政府带来一条获得收入的新渠道。如果混合所有制得以全面顺利实施，就有可能在不改变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取向的前提下，获得足以支持基建的工作的资金。不仅如此，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有可能通过改进家庭部门生产的方式影响其预算约束，进而提高家庭的效用水平。这对于政府和家庭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当然，在现实中具体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也需要防止违规交易国有资产，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发生。
本次讨论班带来的启示是，在思考经济学理论时，要时刻谨记将理论与现实相联系。现有的理论未必能解释所有的经济现实，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曾经说过：“上帝把宏观经济学带到人间，不是为了检验优美的理论，而是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因此，在做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依据中国国情和经济现实，适当创新，要构建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赵晓军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