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8次年会分论坛三：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中国经济学，于11月16日下午在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举行606会议室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十二位学者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演讲。论坛由福建师范大学8797威尼斯老品牌李建建教授和8797威尼斯老品牌郭研副教授主持。本分论坛主要探讨了如下三个问题：创新活动和中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型；转型当中的收入分配；转型当中的经济学思想。
创新活动和中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型问题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张玉杰认为人均收入4000美元（2007年左右）应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阈值，考虑到经济发展的惯性，应该提前启动这一转型。要把转型落到实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应该各司其责，重点集中在产业结构转变(升级)和政府职能转变，产品转变(升级)、技术转变(升级)、管理转变(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从追求“规模经济”向“势力经济”转型。
西南财经大学程民选探讨了我国农业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粮食生产组织化。他发现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粮食生产的平均成本，有利于粮食稳产增产，从而有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有利于“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对接，所以政府对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应该发挥引导作用。
吉林大学李政通过考察国内外经验，从宏观调控方式、结构调整、要素配置等方面，概括了“新常态”的特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减速，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带来的必要代价，还是其他原因，还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应该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作互补的创新发展路径。政府明确的战略和强有力的引导与公平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二者缺一不可。
南开大学刘刚展示了本世纪以来的以新技术为驱动力的创业活动兴起及其产业链的扩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源型技术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科技界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有限。他通过对近来山东和天津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研究，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形态正在微观层面上向新常态转变。在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以新知识创造及其商业化为导向的创新型创业活动及其组织和制度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性变革和可持续发展新的动力来源和实现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相适应，出现了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的演化的组织变革（以阿里巴巴为例），也出现了从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新创业环境转变的制度变革。
厦门大学李延朋构建了一个包含最终产品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和 OEM 厂商的契约均衡模型，发现在静态均衡下，知识产权联营企业在获取租金方面具有优势，甚至可以与最终产品供应商共同持有经济租金的剩余索取权，而在知识产权裂变中竞争其使用权的OEM厂商则不能保证获得经济租金。考虑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禀赋的演化，OEM厂商会面临关键资源的逐渐丧失，从而使所在国出现技术创新的同时利润下降的悖论，而知识产权联营企业聚集的国家则能依靠知识型技术创新体系维持较高的技术创新绩效。他呼吁建立一个知识型技术创新体系，一个企业间围绕知识产权再生产形成的自我强化、相互促进的协同创新体系。这可以降低技术的可替代性，获得较高利润，是中国改善经济增长绩效的有效路径。武汉大学杨艳琳认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是当前经济转型的主要矛盾，此外，经济转型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要进入新常态，而是由非常态进入常态。
转型当中的收入分配问题
黑龙江大学乔榛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对需求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他根据我国1978—2011年的数据,发现在控制了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以及财政支出中的民生保障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之后，发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减少财政支出的基础设施投入的比重，都有利于推动需求结构的转型。
厦门大学黄冠梳理了1949-1978年间中国城镇社保体制的架构、原则和特征，现在既定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政府会根据其工作重点的变化选择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成同盟,并进而对社会保障制度做出符合这种同盟需要的变革，根据政治需要“构建的了一个高度分裂的且不均匀分配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为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支出的相关性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
南京财经大学王云中认为目前我国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类型主要有自然垄断和少量的行政垄断，大多数垄断主要表现为由规模经济和较高的市场集中度所带来的客观上的进入壁垒和控制价格而不是人为地设置进入壁垒和抬高价格。目前我国私营工业企业劳动报酬实际水平低于以城市为标准的劳动力价值水平，也低于劳动要素的贡献水平；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则高于以城市为标准的劳动力价值水平。应该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适当削减该行业过高工资，兼顾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公平。
转型当中的经济学思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在基本方法和产权概念上了比较和梳理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依赖理论和现代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虽然马克思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不宜探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制度变迁，但他的生产关系依赖理论，由于研究的是人们的交往与合作关系及其秩序问题而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同。所以，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创立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制度变革树立理论自信。
中国政法大学邰丽华梳理了资本论拜物教思想的理论逻辑：商品拜物教是拜物教思想的逻辑起点，货币拜物教是拜物教思想的发展阶段，资本拜物教则是拜物教思想的完成形态。拜物教思想根源于商品生产关系，并对商品生产、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切实的危害：过度的吝啬和节俭，奢侈挥霍炫富和浪费，以及贪婪的掠夺。
西南财经大学盖凯程从经济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角度梳理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研究工具的演进过程，认为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范式转换与研究纲领成长的过程，经济危机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催化剂，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逻辑框架系统需要不断接受现实世界的经验检验。当经济金融危机“反常”现象无法融入既有经济学范式，旧纲领的解释力不如新纲领，范式危机和新旧范式转换随之发生，当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凯恩斯方式的复归，凯恩斯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耦合，非主流经济学的多元化演进，以及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张忠胜的论文《价值分析与利润确定—评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场争论》概括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利润确定模型的一场争论。他通过对争论各方尤其是斯拉法学派对赖特关于利润源泉问题观点的阐述的分析批判，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利润确定模型的误读。作者结合劳动价值论的分期单体系解释方法，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的利润确定模型。
（科研办公室 供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