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97威尼斯老品牌2010级本科生 李戡
我对牛津大学有相当特殊的感情。首先，我的北大师兄马兆远是牛津的物理博士，他常与我谈起他与牛津导师Keith Burnett（现为谢菲尔德大学的副校长）深厚的师徒情谊，使我对牛津的学术制度有了初步印象。今年二月，我收到了朋友送的一本书《我在牛津的日子》，作者是以风趣幽默著称的台中市长胡志强，读完这本书，我决定去牛津一探究竟。于是，我参加了这趟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组织的牛津剑桥行。
牛津的校园环境极好，商店林立，交通也没有剑桥拥挤。我喜欢坐在河畔的长凳上看书，接着漫步于东边的大草原。我常抽空在Blackwell书店看书。其内部格局相当奇怪，其一楼店面被一家Black Horse酒吧切开，分别设有一大门，因此只有地下室是相连的。长久以来，Blackwell一直想收购这家酒吧，却始终无法成功，Black Horse酒吧算的上牛津最牛的“钉子户”。总之，牛津的每个街道都有这类有趣的小故事。
我在剑桥圣约翰学院拜访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老师McDermott，顺道免费餐观了学院。老师来自纽约，研究领域涵盖宋代经济、中国民间社会情况与中国图书出版史。他的研究室，就在学院大门旁的圆形立柱内，因此得爬上狭窄陡峭的阶梯，宛如中世纪城堡。一走进房间，令我惊讶的是，满书柜大多是以“支那”开头的著作，如日本著名汉学家远藤隆吉(1874~1946)的《支那哲学史》。原来，老师在日本读大学，精通日语，中文却乏善可陈。在牛津拜访的另一位年轻教授Rana，有着独特的英国南方口音，来自Sussex郡，即征服者威廉登陆处。他是英国最权威的近代中国史学家，其代表作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多次被其他中国研究著作引用。我们谈论北伐历史、国共合作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抗日战争，令我好奇的是，至今连两岸学者都无法写出一本公正客观的抗战史，欧洲人的研究又有何独特之处？他们的优势或许在于，可摆脱国共两党各自立场的羁绊，但缺乏获取与分析史料的能力。希望随着两岸、中西更加频繁的学术交流，让大家共同改善彼此的缺陷，为历史研究做出贡献。
这趟英国之行，使我坚定了申请英国学校的决心。牛津剑桥最独特之处，在于它们自身即为一个城市，远离尘嚣和外在干扰。潜心学习，晚上在酒吧小酌，周末看场球赛，假日搭乘欧洲之星前往欧洲大陆旅游，这该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