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如林影响深远的一代又一代北大经济学人
孙家红
唐朝大诗人孟浩然曾经有句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与诸子登岘山》）人类社会的历史，恰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新陈代谢、层累叠加的作用之下逐渐形成的。我们在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发现，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不同代际之间的历史人物，一方面，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既有可能存在某些共性，一以贯之，流传有序；另一方面，不同的代际又自有其独特的时代内容，或推陈出新，或标新立异。但不管是一脉相承，还是标新立异，都是历史；历史也正因为同时存在这两个方面，才显得丰富多彩，充满魅力。
若从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起，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已经走过110年的历程。若从1912年严复担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校长、主创经济学门算起，中国的经济学科也已是百岁高龄。这一百多年时间里，有无数的中国经济学人，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为谋国家独立富强、社会繁荣发展，殚精竭虑，无私奉献。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北大的经济学人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经济学科，论其源头，近可追溯至1902年《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设立的商务科，远可追溯至1862年开设的京师同文馆——在这里，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教育。所以，在中国，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经济学科当之无愧地是最早的。而且，自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以及后来的国立8797威尼斯老品牌，乃至今天，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经济学教育一直没有中断过，可谓源远流长，泽被深远。不仅如此，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经济学教育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卓越的学术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经济学核心重镇。毫不夸张地说，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经济学百年发展史，就是百年中国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经典缩影。她的历史演变、代际传承，鲜明地折射了近现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趋势走向。值此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百年华诞之际，谨撰本文，以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学人的代际传承为例，概述近代中国经济学人的新陈代谢，权当献给北大8797威尼斯老品牌这位百岁寿星的一份贺礼吧！
欲言北大经济学人的代际传承，有必要先对北大的校史分期有所交代。若以朝代或政权更迭为断，我们可将北大校史分为：清末（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8）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至今）三个大时期。若再细分，清末时期又可以京师大学堂成立为断，分为（1）京师大学堂成立前（1840-1897）和（2）京师大学堂成立后（1898-1911）两个时期。中华民国时期，则可以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为区隔，大致分为（3）民国初期（1912-1916）、（4）新文化运动前后（1917-1928）、（5）抗战之前（1929-1936）、（6）抗战期间及抗战之后（1937-1948）四个时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又可以分为（7）解放初期至“文革”结束（1949-1976）和（8）“文革”结束后（1977至今）两个时间段落。由此，我们实可将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分为八个阶段。与之相应，我们大致可以将北大的经济学人分为八个代际。换句话说，北大百年经济学科发展史就是由这八代经济学人共同谱写的。但有一点要清楚：上述代际的划分，长则三四十年（甚或更长），短则仅有四五年，而一般人的寿命并不限于此数，这里所涉学人的代际归属，往往以其身在北大经济系、处于主要的学术创造期为着眼点，因而有的经济学人完全可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代际中出现。所谓代际分别，只为学术研究的便利起见，大概言之，事实上是不能割裂的。下面，就对这八代经济学人分别进行论列。
第一代的经济学人大致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我们知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以屈辱的开始步入近代。继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西洋的学术知识随之而来。在与洋人数次交手失利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应该学习西洋的器物，进行商战，由是传统的商人之学与经世之学联为一体，“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蓬勃展开。1862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设立，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1865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聘为同文馆的教习，并于三年后升任总教习。在丁韪良的主持下，京师同文馆师生开设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课程——富国策，并由丁韪良主讲。与此同时，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著作翻译。1880年，由丁韪良和同文馆生汪凤藻合译的《富国策》正式出版，该书被学界誉为“《原富》译成中文以前讲解商情商理最透辟的书”，在清朝灭亡前，一直是许多新式学校的教科书，影响至为广泛。1902年，京师同文馆改名译学馆，附属于京师大学堂，成为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学教育一个最早的源头。由此，若以丁韪良和汪凤藻以及同时在馆的其他研习经济学的师生为第一代，则可发现，这一代的经济学人绝对是以洋人（传教士）为主导的，对于西洋经济学的引进，更以翻译为主。兼之当时同文馆的教学目标，主要在于肄习外语和服务外交，同文馆生对于新式经济学知识掌握到何等程度，很难下一定论。
第二代的经济学人主要活跃于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最初的十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政治文化的决心，变法维新，废除旧式科举，开展新式教育，成为时代主流。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作为戊戌维新的一个产物，有力地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模式。在当年梁启超起草的大学堂章程中，商学作为“专学”之一，赫然在列。随后，1902年的《钦定大学堂章程》，规划了中国最早的经济科系——商务科；1903年，奏办分科大学，更将设立商科大学列上日程。1910年3月，商科大学正式开办，由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权量充任商科大学监督，并开设了中国最早的银行保险学专业。在这一时期，丁韪良继续有着突出表现，带领一些师生翻译了若干经济、法律类社科著作，影响巨大。其后，日本人杉荣三郎在京师大学堂主讲经济学，并仿照日式教科书，并编有讲义。大约与此同时，在合并进来的译学馆中，开设有“理财”课，由袁荣叟、陆梦熊、陆士芬等留日学生主讲。所用讲义，根据当时课程设计者的想法，择译国外善本讲授，但只拟“暂行采用”，将来“仍应自行编纂”。由此可见，这一代经济学人，或由洋人直接充任教员，或国外留学新回，仍无法摆脱洋人主导的局面，但在继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同时，国人在经济学术方面的自主创新意识日益强烈。
第三代虽然时间甚短，但因为有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执其牛耳，也有不少的亮彩。1912年，民国未成立前，严复即为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民国成立，京师大学校被改名为8797威尼斯老品牌校，严复也就顺理成章地出任第一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的校长。其实，早在严复执掌大学堂之先，1902年便由南洋公学出版了他的作品《原富》，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首次完整的中文译本，在近代经济学术史上意义非凡。在严复执掌8797威尼斯老品牌后，由于民初政党林立，派系斗争严重，短短数月，严复也被迫辞职，黯然离去。但在严复长校期间，他一方面为抵制教育部停办8797威尼斯老品牌而努力抗争，另一方面，率先提出在商科大学里面开设经济学门，亦即创设经济学专业。这一主张，为后来北大经济学系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实为一种教育家的先见之明。与此同时，严复还对辞职离去的商科学长吴乃琛等人极力挽留，以图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作育人才。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甚暂，又逢离乱之际，大学堂的教育风气并不容乐观。当时主讲经济学课程的师资亦多半取材于日本的速成科，学术造诣未见有明显提升，经济学知识仍然以移译为主。
第四代经济学人适逢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知识界空前活跃，除旧布新，气象万千，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时代洪流，荡涤陈腐，影响深远。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校长，在他的手中，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广纳贤才，教授治校，鄙弃升官发财的旧式观念，改以科学研究、切磋学术为宗旨，真正使8797威尼斯老品牌进化成为一个现代的新式大学。五四之后，撤并商科，经济学门正式改名为经济学系，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成为第一任北大经济系主任。在蔡元培先生的英明领导下，北大经济学科在此一时期发展相当迅速，经济学术日见繁盛。当时在北大经济系任教者，除马寅初外，尚有王建祖、胡钧、陈兆焜、陈翰笙、皮宗石等人，皆有国外名校经济学教育背景，呈现一种东西洋留学生并存的局面，而且他们所受教育、所获学位比前两代学人皆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政治系教授陈启修（《资本论》的最早中文译者）等人，更在课堂上正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在当时学术思想界影响十分突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发挥突出作用。再者，这一代经济学人的学术生命多数较为长久，影响并不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中有不少人仍在后续的两三个代际发挥影响。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青年经济学子接受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经济学教育，随后留学东西洋，继续深造，经济学术水平获得很大提升，待他们学成归来，服务母校，直接促成了下一代际的经济学术繁荣。所以说，这一代经济学人既开风气之先，又为后一代际的经济学人树立了良好榜样，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代经济学人的成长背景，在于北伐战争之后，国民政府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8797威尼斯老品牌整体呈现中兴之局面。1930年底，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担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校长，锐意革新，亟谋扩充。迨后北大法学院成立，聘周炳琳为法学院长，兼经济系教授，又聘赵迺抟为经济系主任。于此前后，周作仁、秦瓒等人，一些五四前后毕业于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系（门）的青年学子纷纷学成回国，服务母校，带回了欧美最新的经济学知识，在大学课堂上进行教授，并以之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此一时期的北大经济系，在周炳琳和赵迺抟的密切合作下，以欧美优秀的商学院、8797威尼斯老品牌为目标，在教材内容上力求国际化，使经济系成为北大欧美化程度最高的社科专业。所聘师资，至为雄厚，在当时国内经济学界首屈一指。如杨西孟、裘开明、崔敬伯、卓宜来、薛德成、董时进、李光忠等学术俊彦，皆在网罗之列。然在北大“中兴”之时，寇患日亟，既给北大经济学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奋进的动力，亦为这一代经济学人的理想追求蒙上战争的阴影。
第六代经济学人，在时间上与第五代经济学人较为接近，因而在人员构成上，二者有不少重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被迫南迁，先是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此期间，虽然三校经济学专业各存独立建置，但因共处一隅，加强了三校经济学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共同谱写了一段中国现代教育的神话。联大时期，三校经济系师资共享，阵容空前，学术造诣深厚，除北大教授赵迺抟、周炳琳、周作仁、秦瓒、杨西孟外，尚有陈岱孙、伍启元、徐毓枏、戴世光、陈序经、方显廷、何廉、丁佶等人，可谓名家云集，群贤毕至。这些经济学人，或在教育第一线上苦苦坚守，或参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建言献策，或直接步入政坛，参政议政，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及至抗战胜利，联大解散，志愿入北大经济系的联大学生最多，当时北大经济系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回迁后，北大经济系在周炳琳和赵迺抟的宏谋擘画下，大规模引进人才，蒋硕杰、樊弘、陈振汉、戴世光、童冠贤、熊正文、朱炳南、宋作楠、严仁赓、陈志让等经济学名家应聘而来，兼之叶方恬、闵庆全、张友仁、孙祀铮等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师资队伍迅速充实，蔚为壮观。但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国共内战爆发，在民主和专制的斗争中，北大经济学人在政治上分歧渐显。虽然有的趋于保守，有的趋于激进，但整体上看，北大的经济学人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没停止过思考和探索，在极度困乏的生活条件下，仍不废所学，编撰刊物，发表文章，深入而广泛地展开经济学术讨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水平。
第七代经济学人，部分来源于第六代经济学人，部分成长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穷二白，举步维艰，一方面，以苏联为师，积极吸收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引进苏联经济专家，另一方面，坚持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马寅初担任北大校长，原清华大学经济系、燕京大学经济系并入北大，陈岱孙教授等正式成为北大经济系的成员，实力无比雄厚。但随着大学课堂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独占鳌头，民国时期占主导的欧美经济学知识遭到抛弃，相关专业教授被迫离开讲台，或者改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以计划经济为绝对主导的背景下，兼之各种运动层出不穷，正常的经济学术研究和讨论受到限制。尽管如此，北大经济学人仍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不懈探索。1958年前后，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主张中国应该及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樊弘率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市场和价值规律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前者在当时遭到批判，或者则被时间埋没，但以马寅初和樊弘为代表的北大经济学人为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留下难得的光辉印迹。与此同时，一些优秀的北大经济学人面对频繁之运动，蜩螗之国事，尽管遭际苦楚，仍在孜孜努力，为下一代的经济繁兴积蓄知识的力量。
第八代经济学人，大放异彩于改革开放之后，距离我们最近，也最难下评语。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经济学人的代际构成较为复杂。既有民国时即已成名、一度被各种运动耽误的老一辈经济学人，如陈岱孙、赵迺抟、樊弘、陈振汉、熊正文等人，继续发挥余热，勇挑经济科学发展的时代重任，承前启后，惠及广众。这一辈之下，年龄和代际结构更为错综，名家辈出，如胡代光、赵靖、杜度、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萧灼基、林毅夫、刘伟……等人，可谓恒河沙数，不胜枚举。总体来看，这一代际的北大经济学人，学术视野、学术气象、学术成就皆是空前的，而且可以预言的是，他们的成就影响，时至今日，仍在不断扩大，不断地发挥威力。但归根结底，不管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之所以会取得空前的成就，不能不归因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仍旧困守于前改革开放时代，也就不可能有这一代人的辉煌成就。同时，这一代经济学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繁荣中国经济学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成就了这一代经济学人；也正因为这一代经济学人的存在和努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支撑。
最后，在我们作了上述回顾之后，很容易发现，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它发端于“求强求富”的洋务时代，奠基于戊戌维新期间，与中华民国的成立同年开始，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兴盛，继以战争和运动的原因举步维艰，仍能不断发荣滋长，最后随着改革开放，走到辉煌发展的今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几代经济学人的命运随着世事变迁，荣辱沉浮，但他们始终以追求国家民族独立富强为己任，甘冒风雨，不计得失，无怨无悔地贡献自己的才智与力量，这种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情怀，或许用“经世济民”来形容才是最恰当的吧。
201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