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
下午，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坛第一期讲座在经院219教室举行。8797威尼斯老品牌前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晏智杰教授为广大师生作了题为“真实的亚当·斯密——兼论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的讲座，受到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晏智杰教授主要讲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亚当·斯密矛盾”的剖析、对《国富论》主题和基本精神的理解以及对斯密和中国关系的讨论。
晏智杰教授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对于“亚当·斯密矛盾”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对于《国富论》的把握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不可动摇的支配我国经济理论界，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思路和观点处置、分割、评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个年代中国学者人为地分割了斯密的学说，目的是为了证明斯密这个奠基人的学术充满了矛盾和混乱、不统一，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才将其矛盾一扫而光，以说明如何科学继承斯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课题。
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中国学界用相对科学的标准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对二者有了正确较为公正的评判。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思想越来越一致：“亚当·斯密矛盾”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是基于对斯密学说的误解而产生。尽管斯密在两本著作中论述的出发点不同，但其人性论是一致的：利己主义一元论是他们共同的基础。
关于如何正确把握《国富论》的主题和基本精神，晏智杰教授认为，《国富论》的主题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使人民和君主富裕，实现国富民强。这是一个进步，因为在此之前并不太强调这样的主题；国民财富的定义是每年必须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这一观点是对重商主义的革命性变革，将国民财富的定义由金银财宝转移到生产产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增进国民财富的途径，在于发展生产力和建立简单、自由的制度，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这也使斯密被誉为“经济自由主义大师”；斯密创作的《国富论》运用了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有机结合的方法，对今天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但是，《国富论》也存在历史局限性，不可能永远正确，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发展阶段。这一点在大萧条时期表现的最为明显，使人们认识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经济危机。科学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国富论是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对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同样不能苛求前人提出的理论能够解释现代经济中的问题。
晏智杰教授最后对亚当·斯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作了精彩论述。他讲到，《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正是中国的康乾盛世时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顶盛时期。事实上，斯密对中国很有兴趣，在其著作之中多次论述中国，称中国是某种标准的典范。斯密从资本主义基本理论的政治立场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种种善意的评论，没有一处对中国的恶评，这足以彰显这位伟人开阔博大的胸怀。
中国人看斯密《国富论》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在刚刚出版100多年中，《国富论》在中国并无反响；1902年，《国富论》由著名学者严复翻译引入中国，译为《原富》，开启了中国人对于这部经济学巨著的认识历程；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国富论》的看法；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才开始运用较为客观的视角来看待亚当斯密及其对经济学做出的重要贡献，掀开了中国人认识《国富论》的崭新一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界上的大多国家对于《国富论》都是非常重视的。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这两部著作对现代中国有重要的启示。《国富论》阐明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优越性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只是历史的范畴，现今社会的经济危机也将其局限性暴露无遗。因此，我们要不断向前，不能墨守成规，可能通过自由主义加上政府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道德情操论》对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很有用处，我们应该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结合进来，实现现实利益和合理追求有机结合。
（经济学系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