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虽然天气严寒，疫情在全球继续扩散，在中国也有局部反弹，但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领域却仍然是暖风劲吹、亮点频出。先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式签署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宣告达成；继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于年末最终完成，历经7年的漫长历程终于修成正果。与此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一时间成为坊间热议的焦点，掀起了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新浪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在充分消化、吸收每一轮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在每一轮开放政策的效应释放殆尽、政策张力趋于衰减的时候，适时开启新的进程，使新的改革开放举措既开疆破土、除旧布新，又因应时世、水到渠成。当然，任何改革开放政策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政策既是对相关产业、行业、企业的挑战，又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和制度规则的深刻调整。如同RCEP从2012年11月开始历经8年才完成谈判，中欧投资协定则走过7年35轮谈判历程一样，中国加入CPTPP想必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当然，我们也相信，经历了RCEP的8年谈判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经过中欧投资协定这一高水平经贸安排与欧盟27个成员国达成一致的锤炼，加入CPTPP的过程应当会相对顺利。
不妨从CPTPP的历史、内容与原则、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等角度观察中国加入CPTPP 的前景及影响。
首先，从CPTPP的历史看。众所周知，CPTPP的前身是美国主导的TPP，更早则可以追溯到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文莱4国建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美国热衷于主导和推进TPP谈判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其目的一是主导21世纪的全球经贸规则制定（这从美国同时力推TTP和TTIP两大谈判以建立全球经贸规则的情况可以看出），二是以高标准的严苛规则排斥中国加入、制约中国发展。然而，特朗普执政后的第一天就宣布退出TPP，使这一刚刚达成的协议险些夭折。在日本等国的主导下，美国退出后的剩余11国对TPP 协议加以修改，以CPTPP的名称使之得以存在。如果说TPP的要义是美国主导、限制中国，那么CPTPP的指向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高水平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市场开放。CPTPP的现有成员国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大多数还都与中国同属RCEP成员国，一般都不反对中国加入。事实上，一旦中国加入，CPTPP的体量将从目前成员国GDP占世界GDP的13%猛增到30%以上，大大增强CPTPP的影响力。只要中国加入的条件适当，这些国家当然会乐见其成。
其次，我们着重分析一下CPTPP的内容和原则，由此观察中国加入CPTPP的难点、障碍与前景。
CPTPP和TPP一样，都被认为是第二代高标准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模板，涉及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透明度等方面。CPTPP协议的结构也与TPP完全一样，都是30章，超过RCEP协议20章的范围，也超过美国既往与亚太国家签订的FTA一般包括23或24章的范围。这些增加的章节，都是传统自由贸易协定较少涉及的所谓“边境后”规则，诸如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政策、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等等。不过，CPTPP在保留TPP全部章节、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还是作了不少修改，一共22项条款被暂停或搁置，这些暂停和搁置的内容包括：海关监管和贸易便利化条款、投资条款、服务贸易条款、金融服务条款、电信服务条款、政府采购条款、知识产权条款、环境条款、透明度与反腐败条款。这些条款都是美国最为强调而在其他国家充满争议的部分。正是这些修改，使CPTPP的内容在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原则之下，降低了相关要求的强度，缩减了所涉及的领域与范围，增加了条款的弹性，使各国都能接受并较快达成一致。
不过，尽管CPTPP搁置了TPP的少部分条款，但CPTPP仍然是一个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对于我国现有经济体制和现行贸易投资规则仍有不少挑战。从CPTPP现有条款看，一般认为，我国在纺织服装、原产地规则、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发展、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基本能够接受CPTPP的条款；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投资、金融服务、政府采购、环境、中小企业、透明度与反腐败等方面虽有障碍但接受起来难度并不太大；而在货物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跨境服务贸易、电信服务、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监管的一致性、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等方面则与我国现行制度规则差异较大，有较大的接受难度。
当然，必须注意到，在过去几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下，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下全球化面临断崖式滑落的背景之下，中国大大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自贸试验区大幅度扩容、RCEP的成功签署，以及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如期完成， 都是中国积极推动的结果，也是由于中国在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国企竞争中性等方面作出较大让步的结果。经过这些大幅度开放的洗礼，中国应对CPTPP挑战的能力自然显著增强。何况，上述领域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来就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不可回避的课题，也是我国构建该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再次，中国积极争取加入CPTPP的意义还应当放到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背景下看待。
从国际环境来看，如已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大幅度萎缩停滞，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脱钩”、“断链”与孤立主义潮流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各国的经济发展，2020年全球贸易投资规模出现了断崖式跳水。尽管美国将会重新加入一些国际协定，重新申请回到CPTPP也未可知。
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大国博弈大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博弈仍会持续，全球一体化结构和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很难取得大的突破。无论如何，在此种背景下，排他性的双边、多边、区域、跨区域的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安排将是未来的主流趋势。CPTPP作为一个涉及地域广泛（英国等亚太域外国家也都在申请加入）、经济体量巨大、涵盖21世纪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肯定会成为主导这种趋势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核心成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应该加入其间。
再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在经济全球化受挫、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走向更高水平、制度型、规则型对外开放则是必备条件。譬如，随着国内大循环的推进，我国在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市场上会逐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赖，在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内需市场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生产，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说在这些方面形成互有领先、各有所长、互有需求的局面，最终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等、竞合、互惠的可持续的对外合作格局。这就特别需要在市场准入、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与外部世界规则相容、互利合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CPTPP之类的高水平国际经贸自由化安排，将有利于促进新发展格局构建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原载《学习时报》，与马相东合作
王跃生
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国际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供稿：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美编：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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