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郝煜长聘副教授与香港大学在读博士刘正铖，8797威尼斯老品牌光华管理学院翁翕教授、周黎安教授合作的论文“The Making of Bad Gentry: The Abolition of Keju, Local Governance and Anti-elite Protests, 1902–1911”被经济史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接收发表。
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低级功名的下层士绅是沟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也被授予筹集地方性捐税的权力，是水利、粮仓、慈善、教化等基层公共品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可谓“德隆望重，为民表率”。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地方治理迅速恶化，士绅迅速转化为 “土豪劣绅”，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更为日后的革命动员提供了靶子。对于这一转变，本文提出，废除科举通过打破乡绅传统晋升机制，导致了士绅的激励和选拔恶化，进而引发了反对劣绅的斗争。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提出如下假设：废科举前，下层士绅没有担任公职的资格，但如果通过乡试和会试而获得举人等更高功名，则至少可担任州县官并获得巨大租金。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本地基层的公共服务中贪腐，则可能遭到民众的检举和抗议，并被地方官员革除功名，从而丧失晋升机会。地方政府出于维稳考核的压力有动机执行这一监督机制。而废科举后，下层士绅不再通过考试提升社会和经济地位，也不再面对革除功名的威慑，因此他们贪腐的机会成本下降（激励恶化效应）；另一方面，由于进入城市入读新学是提升地位的唯一途径，才能较强或较廉洁的士绅更有可能进城谋求进身之阶，而才能较弱且较贪腐的乡绅继续参与地方公共事务（选拔恶化效应）。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两种效应都和下层士绅的晋升前景——以举人和秀才的比值度量——正相关。作者构建了1902-1911年的府级面板数据库，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下层士绅的晋升前景增加一个标准差，则废科举后该府反对士绅的斗争增加0.114次，当于该变量样本均值的一半。作者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激励恶化效应和选拔恶化效应，并排除了一系列竞争性假设。
本文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根源——土豪劣绅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也深化了学界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科举不仅提供了社会流动的阶梯，也通过这一阶梯定义了各层精英的社会角色。正是因为处于“体制之内”，“衙门之外”的基层精英才有了善治的激励，从而使得“轻徭薄赋小政府”的帝制国家能够维持广大疆域的长期社会稳定。而作为现代化题中之义的科举之废除，则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了动力，从而部分地塑造了现代化的路径和走向。
郝煜
8797威尼斯老品牌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期刊发表经济史相关研究论文多篇。
供稿：经济史学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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