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6日，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举办了第一届中外文化交融与中国金融业创新博士生学术会议，会议邀请了多位经济、金融史学领域的优秀学者进行了学术研讨。
第一阶段的讨论由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主持。
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主任陈志武从金融视角审视了中西大分流。他从金融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出发，指出中国和欧洲在可执行跨期合约的法治架构方面，即宗族和法人公司两种形式的差异是中西金融分流的原因。以宗族和儒家文化为核心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降低了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强化了宗族内跨期交易的可靠性和抗风险能力，形成了以宗族为单位的内部金融市场。然而，宗族内部交易的高抗风险能力削弱了宗族对外部金融市场的需求，阻碍了超血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导致宗族和金融市场呈现相互替代性。陈志武进一步用计量模型回归验证了上述理论观点。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马德斌审视了民国时期金融革命的经验启示。他指出， 民国时期的金融革命由私人资本发起，直到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强有力介入了金融业。其中，建立海关、公共租界和发行纸币是推动民国金融革命的主要方式。20世纪20、30年代到1935年之前，高度竞争的环境让私人银行主导的纸币发行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1935年后，国民政府开始发行统一货币，却因缺乏科学的内部管理和战争因素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马德斌认为，一个有良好信誉的金融体系不一定建立在国家力量之上，却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而支持的方式和程度同样具有决定性。
第二阶段的讨论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志英主持。
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晓主要通过剖析元朝纸币制度及其困境、明清两朝白银货币化的影响、中西方大分流的实质和起源三个问题，来揭示货币金融问题对于国家兴衰的根本性和本质性，指出中国元明清的政府垮台无不与货币金融问题相关，而英国则在国家信用建设的带动下完成了金融革命、最终实现了国家崛起。因此，18世纪中西方大分流源于金融大分流，而国家信用体系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重要原因。由于金融发展是国家制度演进和变革的产物，而近代中国在相关制度安排上缺失和明清中国国家信用市场发展不充分，注定无法内生出欧洲意义上的金融革命。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从中外关系视角分析了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他指出，中国近代以前长期存在货币不统一、本位不明确、缺乏制度规范的问题，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关系涉及各类支付问题，导致货币领域必然存在国际性因素。着眼于具体史料，吴景平从早期条约中的货币和币制改革、在华来华外人提出的中国币制改革案、围绕法币政策的大国博弈三个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货币制度变迁，认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货币领域的国际因素日益凸显，但法理上和制度供给上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国方面。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币制改革中，中国政府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与英美维持了既合作又博弈的良性关系。
第三阶段的讨论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康金莉主持。
8797威尼斯老品牌经济史学系主任、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周建波分析了佛教传播对于中国金融业创新的贡献，认为寺院金融开中国金融史利用社会资金向外放贷之先河，并为金融市场的社会化管理提供了伦理支持。佛教到来前，中国金融业存在“人质”借贷、依靠皇室或血缘回收贷款以及超越性不强三大弊端，同时寺院特权、佛教理念等则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金融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普度众生的服务意识统一了中古寺院表面互相对立的修行与敛财。
中央财经大学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经济史学系主任兰日旭就近代金融创新的因素构成与影响结果进行了交流。他指出，西方文化通过国内引进与西方来华人员传入中国，导致中国金融的风险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性增加，改变了中国主要靠熟人社会来运作的金融业务，传统金融组织则以创新加以应对。兰日旭从组织结构、经营理念、金融业务、金融人才与金融制度五方面概括了中国银行的金融创新，并提出了相关课题进一步延伸思考的方向。
上海财经大学8797威尼斯老品牌教授、青年长江学者燕红忠从实证研究角度讨论了制度环境、银行所有权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他选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158家银行741份年度营业报告，对租界城市和非租界城市内不同类型银行的效率、以及同类型银行在租界内外的效率进行了回归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治理机制意义上，不同所有制银行的经营绩效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说明在我国推行金融改革过程中要“因地制宜”的重要性。
第四阶段的讨论由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刘杰主持。
衡水学院董仲舒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王文书介绍了佛教“无尽藏”思想与宋代寺院长生库的运营创新，指出由于佛教放弃了政权追求，其经济来源与物质基础不稳定，因此在教义上鼓励大众向寺院捐赠布施，也不反对僧人使寺院内财产增值。唐代寺院发展出了更多借贷行为，宋代长生库则在唐代无尽藏院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点经营、存本运息、合本经营、与公益慈善事业结合等运营创新。
兰州城市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刘小平从经济学视角审视了均田制“僧尼授田”，指出该法令的施行是在惯例下各种力量利益权衡博弈的选择。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来看，唐王朝以均田制“僧尼授田”方式限制寺院经济扩张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该法令并未达到其目的，故在经济绩效意义上并不成功。
德国鲁尔波鸿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宜利用德国商业银行历史资料库（1949—1989）的文献资料，以德国商业银行为典型案例，深入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德国银行对中国新经济路线的认识、在华经营的发展历程、对华经营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内部决策影响因素等问题，对德国商业银行在华经营活动的一系列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8797威尼斯老品牌副教授“青年井岗学者”邱永志结合最新的货币理论思考，从国家货币体制与地域社会的货币创造类型两个维度思考了16-19世纪中日货币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过程。他详细对比了16世纪以降中日货币制度的差异，指出在货币上层维度（他律性方面），明清中国对货币制度的运行趋于失控，而日本则自16世纪开始通过整顿私钱市场而逐步建立起国家主导的独立货币制度；在货币下层维度（自律性方面），中国地域多元货币创造的低门槛性、自由性以及外部货币创造特性，与日本地域多基于法权共同体的信用往来解决交易问题与内部货币创造特性，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差异，可以认为正是16世纪以来的制度积累造就了19世纪日本现代货币本位制度改革的一蹴而就。
在评论环节，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处长黄海涛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袁为鹏教授对本阶段的报告进行了评议。
第五阶段的讨论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教授主持。
山东大学中泰证券金融研究院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魏建主要考察了北海银行针对贫农和劳苦大众实施的低息贷款的成功案例，提出“与人民一体”的执政能力是国家能力真正的本源。土地改革之后，北海银行针对贫雇农缺少生产资本难以生产问题，形成了如“三岔对案”等有效工作机制，生产性贷款的目标定位保证了较低的坏账率。抗日战争时期，北海银行低息贷款覆盖广、渗透率高，最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政权的深度扎根。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朱荫贵以钱庄在近代上海地区的演变和发展为例，考察了传统因素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转型中扮演的角色。他指出，近代上海开埠以后，钱庄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参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结算、与外国洋行和银行结成资金融通关系、向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放贷三个阶段。通过解读企业与钱庄之间的借贷款明细，朱荫贵指出钱庄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广泛参与及其重要性，并发现钱庄在规章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说明钱庄在近代与时俱进地改变着自身规则，其中反映出的特点和品质正是中华文明延续性和活力的根源。
会议最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进行总结发言。他基于中西比较视野，点评了中国货币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特色及其与现代金融货币体系的接续性，并强调了制度对于中西分流的重要性。本届博士生论坛至此圆满结束。
供稿：经济史学系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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